原载《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

“家族”承载的是血脉与生命的汇合、历史与文化的交融，这构成了叙事文学古老而稳定的创作母题。“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作家就以家族命题切入时代主题，80年代之后不少作家再次显示出了重叙和反省家族历史的冲动，一方面是以个人的历史体验为基准展现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旅程；一方面则是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家族小说对历史的戏谑和嘲讽。

陈启文的《河床》（原载《花城》2005年第6期）仍是一部家族传奇，同时更是一部生命孕育史，它磅礴的气势来源于二者的交接，它体贴入微的细节却又来自荒草蔓延的记忆深处一个男孩成长的印记。小说中对“家族”的情思一方面是源出于作者个人的人生体悟，因此叙述语调比起作者上年度发表的《太平土》（《十月》2004年第6期）来得更为真切和服帖，而非简单的哲思铺演；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一次对以英雄为祖先的家族“乌托邦”的追寻，是一部寓言意义上的“创世神话”。谷花州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开创的韵律，也是人和自然搏击与和谐的图景，生命的本能在河床上处处开花，这让叙述充盈着原始的张力。小说正是用“男人”、“女人”、“大河”这三部曲的合奏创造了一部人类历史的寓言，这也印证了开篇耶稣的箴言：这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天上的传说。

同时《河床》记录的也是“我”的成长史，儿童视角的带入让小说充盈着大自然的神奇之气，在作者笔下众生万物都有着深厚而沉实的生命感的贯注，野猪任性的自杀和戏谑的报复，让小说趣味横生。正是在人与自然邂逅的刹那，生命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初的诞生。不同于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以儿童视角反讽父辈人性的丑恶和卑劣，小说的笔调是传奇式的，这来自子辈对先人的瞻仰和敬慕，但与那片广袤的高粱地中演绎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又有所差异。《红高梁》中那个“屎尿横飞”的血腥世界搬演的是历史与传统纵横交织的革命传奇，带着一种粗俗的狂野之气，那种浪漫是绚丽的也是残忍的；而《河床》则淹漫在浓郁的追思情愫之中，原始却不粗鄙，生性忧郁带有诗人气质的“我”的回忆让小说始终缠绵着一股书卷气。如果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前提，这种不以对抗“集体性”为目的的个人叙述，不以批判文明萎缩为潜台词的原始崇拜，不以弑父为旨归的儿童视角的运用，也正微妙地传达了当代人的情怀。

《河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他们生活的哀乐。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其间忍不住穿插了许多的议论和感悟，当然不乏妙语和高论，但过度频繁的出现会破坏小说整体的融洽。即便是用传奇笔法，小说有些地方也过分夸张，增加了情节的起伏，却有损于其“史”的内涵。（王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