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生存与创造

文/卢 旭 杨亮亮

在李锐老人家里   

从外表看，这是一个个头不高中年发福的汉子，脸上仿佛永远流露出一种古怪的执拗表情。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很严肃，你甚至会觉得他眼里老是望着一样东西，一种十分神圣的东西。尽管戴着眼镜，他的眼睛还是很亮。

我把这理解为一个作家特有的表情。但陈启文本人是反对有人把他称为作家的，在他的自述《暧昧的身份》中，他描述了一个人对身份的确认的那种困难，而在他的作者简介里，也很少提及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他这样确认自己的身份：“自由写作者和自由思想者”。尽管这样的表达仍很模糊，但意义是明确的。他说，一个作家应该永远站在他作品的背后，只有在写作时他才是作家。我想进入写作状态的陈启文一定是很神秘的，神秘缘于很少人知道他写作时的样子，连他的妻子和儿子这时也不敢走近他，一个稍大一点的动作就会吓他一跳。有一次他妻子向人透露了一个秘密，陈启文在完全进入写作状态时头发会一根根直立起来，用他家乡的临湘话说是顿起来了。这是某种气功大师发功时的情景，我想陈启文此时肯定进入了某种气场，他已经完全进入自己的内心，他在内心里寻找到了某种力量。

读陈启文的作品也恍如在磁场中穿行。你所看到的其实已经是一种完成后的状态，但你仍然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了你所熟悉的事物。如《仿佛有风》中那个叫柳叶儿的水乡妹子，还有那个大湖，还有那条小船，那都是你最熟悉的，太熟悉了，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但却对它视而不见。但它一进入陈启文笔下，就被赋予了神奇的感受性，你会确切地感觉到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它的存在正是为了重新唤醒人类对生活的感受。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当麻木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惟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仿佛有风》正是这样一部唤醒这样的感受和痛感的作品，这种痛并不是尖锐的，而是隐忍的，是一种在时间中延长了的隐痛。你要理解这种隐痛，不但要有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对现实生存以及对命运的深刻洞察，更关键的是还要有对时间的重新理解。你不能用日常经验中的时间去理解陈启文，而要用心理时间，陈启文是用心理时间写作的，如此才可进入隐喻层面的表达。“仿佛有风”是什么意思？你无法用一种确定性语言去解读它究意要表达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状态，甚至是隐于时间的某个神秘暗号。据说，这个标题被人抄袭去做了他自费出版的书名，此人大概觉得这个标题很美，但肯定不知道“此中有真意”，这个标题用在他的书上，不但文不对题，而且是糟蹋了。

有人说，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乃至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乡土小说，是从《仿佛有风》开始的，它被国内第一流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头条推出，《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旋即予以转载，并登上2002年度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入选中国作协该年度的最佳中篇小说选本，可谓被众人瞩目看好。但很遗憾，《仿佛有风》最终未能获奖，这甚至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对此，陈启文是超脱的，十分淡泊与宁静的。没有这样的宁静，他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写出《白得耀眼的时间》、《太平土》、《河床》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佳作。《河床》无疑是陈启文的又一部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2006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纷纷予以转载，并登上北京大学2005年度最佳小说排行榜。应该说，这是中国最高学府以及最高端的学院派评论家对陈启文的一次正视，曹文轩、邵燕君、王振峰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继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之后又一部“生命的史诗”。在文学界，“北大年选”被视为目前最苛刻、最难上的年度选本，该年选旨在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权威、标准、可靠的选本，也是被列为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程的选本。除这一选本之外，在2005年度中国作协中篇小说推荐榜中的七十余部作品中，湖南省共有三部，陈启文一人就占有两部：《河床》和《八一四仓库》。另有十多篇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分别入选《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散文年选》、《中国最佳随笔》等权威选刊和国内各重要年选。也难怪有人称2005年是“陈启文的文学年”。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先锋作家和文体学家刘恪如此评价陈启文：“据我参照全国文坛状态及水平，我认为陈启文，不仅是一个著名作家，因为中国著名作家太多，而应该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此，陈启文是非常低调的，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那些底层的工人、农民面前，他始终抱着近乎谦恭甚至是卑微的态度。如果在某辆公共汽车上，只要有一个老人站着，你会看见第一个站起来让座的肯定是陈启文。如果在某个公众场合，那个沉默地缩在一个角落里抽着盖白沙的，也肯定是陈启文。他始终没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他《自述》中对故乡充满了难以理喻的深情，“对于我，1979年是一条重要界限。通过高考，我进入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让我感觉到就像重新从娘胎里出来一次。”

他最初的写作也是从走进城市开始的，迄今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恩师给他送来的一张文学讲座的听课券，让他走近了邓友梅、刘绍棠、蒋子龙、陈国凯等著名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一张淡蓝色的小纸片，把他送入了走进文学圣殿的第一道门槛。而对故乡的精神回溯，又让他永远充满了叙述的冲动和热情。他的故乡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湖湘文化的边缘，但陈启文本人的文化身份其实更多地属于长江，这或许更有利于他对生命意义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他的乡土表达，他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强有力的关注，缘于他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是构成他对乡土与城市双栖诉求的血缘纽带和精神连结。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宿命感的作家，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感恩心情和对自我精神清洗之后的原罪意识，“我心里早已清楚，我是有罪的，”这样的原罪意识，让他放弃了自己获得一切世俗尊重的身份，自1993年之后，他不再靠纳税人养活，而完全靠一支笔来生存。这样的生存无疑是艰辛惨淡的，也让他真正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生存的苦难。这使他的作品始终充满了爱与受难的信仰和精神，就像他崇敬的法国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所说：“人必须生存，必须创造。人必须生存到那种想要哭泣的境地。”

这也是陈启文为我们创造的心灵世界和审美世界。

【原载《中外教育导刊》2005年7月号  另刊《炎黄文学》200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