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凯用英文写清考据家劳格传。当他老师见高为吴昌绶误将“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当做“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的故事作注时，就批了一句：“Why didn't you to?”高也回了一句：“Why didn't you do?”纠正老师用“to”之误。

高一涵为毕业学生题字“知之维艰”。胡适见后，在后面写了“知难行亦不易”。蔡元培见到，也写了几个字：“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邰爽秋任大夏教育学院院长时，讲教育行政学。他说：“荀子说，知易行难；孙中山说，行易知难；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我邰某说，知易行亦不难。”

1917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他第一天进教室，就和学生约法三章：“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要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但第三条有困难。但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了。

沈兼士和陈寅恪讲课时，总是闭着眼讲；到下课时才睁开眼睛，走出教室。

陈寅恪在大学讲授历史。他对学生说，凡是他本人没有特殊见解的，不讲。因此他上课可以不点名，而缺课的人很少，是当时清华听课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

陈寅恪讲白居易《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考证这个“汉”字，他旁征博引，就讲了四堂课。

http://p3.pstatp.com/large/9df00021f9fccc240be20年代，清华国学院讲课有三种方式：一如梁启超，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二如陈寅恪不发讲义，却有讲稿；三如黄节，发讲义，而且就是一部书稿。

马相伯在复旦公学首创演说术列入教育课程，规定学生每次只能说5分钟。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讲课，据说只发过一次脾气。上目录学课时有个学生在后面讲话。他说：“我讲这种目录学，不但你不配说我不好，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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