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 2012年02月14日消息(记者李佳 通讯员王怀民)]昨日，曾出版《唐诗排行榜》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兆鹏，对媒体发布《宋词排行榜》。饱受争议的“王氏唐诗排行榜”将崔颢的《黄鹤楼》列为榜首，被网友认为“有地缘偏向”。而刚推出的《宋词排行榜》则把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排在第一位。（而赤壁又在湖北境内。）]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国人热中于炮制各种排行榜，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教育学术界。什么大学排行榜、作家富豪榜、现代十大作家排名、图书销售排行榜等，大肆炒作，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极尽张扬，以吸引大家眼球，博取名利。如今又有更离谱、荒唐的了，那就是所谓“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

“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兆鹏牵头所搞。“唐诗排行榜”搞了前100首，其中“前十强”是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凉州词》和《登鹳雀楼》、杜甫的《登岳阳楼》、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李白的《蜀道难》；而刚刚出笼的“宋词排行榜”，如法炮制，亦搞了前100首。在“前十强”中，苏轼、辛弃疾、姜夔各占2首。具体名单如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陆游《钗头凤·红酥手》、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姜夔《暗香·旧时月色》。

首先，这上榜的作品并不都是真正最权威、最好的作品（至少这样的名次排行，使人们大跌眼镜），既不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和百姓、大学中文专业在读和已毕业学生、文学爱好者们所承认的，也不是文学教授、专家、理论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诗人们所接受的。既不是最著名的诗人们的最著名的作品，也不是被历代各种文学著作所评价为最优秀、评语最高的。（相对而言，“宋词排行榜”比“唐诗排行榜”还略为靠谱一些。）显然，炮制该榜的人非常明白，若是过去大家都认为最好、最有名的诗人、作品，那就没有什么新意，不大吸引大家眼球了，必须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邪门另类，才有“爆炸性”、“刺激性”。其中当然一则包括炮制者自己的评价，二则就是故意反常规而行。

王兆鹏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要推举唐朝两位最杰出的诗人，那一定是李白和杜甫。而宋朝词人中哪两家可为冠冕人物，还没有形成共识。宋词中的苏、辛还没有取得像唐诗中李、杜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事实是，在唐诗“前十强”里，杜甫、李白各只有1首，且远远排在第5名、第10名，倒是名气相对小得多的王之涣有2首（还排在比较靠前的第3名、第4名），名气更小的崔颢则以《黄鹤楼》“雄居榜首”；而在宋词“前十强”里，苏轼、辛弃疾各有两首，且在第1名与第4名、第6名与第9名。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此外，“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上的两个“第一”，其所描绘的景点，都出自炮制者所在的地方——湖北境内，大家认为炮制者大有为本地炒作之嫌。而炮制者则说这纯属巧合。这一点本文暂且不多分析，却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有关报道里说：“4位作者博采从古至今的唐诗[宋词]材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一份唐诗[宋词]前100名的排行榜”，“采集了历代选本入选唐诗[宋词]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宋词]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宋词]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宋词]的数据这4方面‘铁证’，整理出来了一份唐诗[宋词]排行榜”，但这样的排行榜又有什么科学性、权威性、标准性呢？你只能说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学术观点、一个参考意见而已，可是就能代表一切了吗？这能算是“铁证”吗？这样的“铁证”能有说服力吗？出版该书的中华书局，还宣传说该书“势将成为今后广大读者领略唐诗风采的首选”，其结果无非是误人子弟罢了。

再说，文学作品能用排行榜的方式来确定高低、优劣吗？你只能大致、笼统地说哪些诗人、哪些作品是一流、二流或三流，是非常好、比较好或一般。即类似钟嵘在《诗品》里所做的那样。而对这有限的几个最好的诗人、几篇最好的作品，还能评出个一、二、三名吗？还需要评出个一、二、三名吗？这种评法，能找到什么证据、理由和标准呢？统计学、计算机的方式和方法，怎能生吞活剥、机械教条地运用到人文科学领域里来？这样搞又有什么意思、什么意义、什么科学性、什么价值呢？岂不荒唐透顶！

其实我也并不赞成过去“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和做法，因为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确实是有高低、优劣的不同，确实是有客观标准的。但必须严格、认真、规范、合理、科学、权威地来做，要得到大多数人乃至民族、大多数地方乃至全球、大多数时候乃至历史和当下的共同肯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时而皆准”。而不是这样少数一二人纯粹为吸引眼球、大肆炒作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行径。

这些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越来越全面、深化和加强，从而影响到文化教育界，浮躁急切之风盛行，对名利的追求越来越甚嚣尘上，大家想方设法、削尖脑袋要出名、发财；而在学术研究上，又很难见到真正有思想文化价值的、或新或深的见解与发现，就只好搞这样类似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大肆炒作的行径。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年代，不在于探求真理，只在于让人大吃一惊。”这种事本来经常会有有识之士给以抨击和驳斥，但为什么仍屡屡有人‘顶风作浪’呢？自然是因为更容易成名，所以他们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上面这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就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