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人们热中于各种“排行榜”，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学术教育界。什么大学排行榜、作家富豪榜、图书销售排行榜等，大肆炒作，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极尽张扬，自鸣得意，以吸引大家的眼球，博取名利。如今又有更离谱、更荒唐的了，那就是所谓的“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

所谓的“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兆鹏牵头搞的。“唐诗排行榜”搞了前100首，其中“前十强”是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凉州词》和《登鹳雀楼》、杜甫的《登岳阳楼》、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李白的《蜀道难》；而后来出笼的“宋词排行榜”，第一名便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首先，这上榜的作品并不都是最权威、最好的作品（至少这样的名次排行，使人们大跌眼镜、大不相信），既不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和百姓、大学中文专业在读和已毕业之人、文学爱好者们所承认的，也不是文学教授、专家、理论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诗人们所接受的。既不是最著名的诗人们的最著名的作品，也不是被历代各种文学著作所评价为最优秀、评语最高的。显然，炮制该榜的人很明白，若是过去大家都认为最好、最有名的诗人、作品，那就没有什么新意，不大吸引大家的眼球了，必须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邪门另类，才有“爆炸性”、“刺激性”。其中当然一则包括炮制者自己的评价，二则就是故意反常规而行了。

此外，“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上的两个“第一”，其所描绘的景点，都出自炮制者所在的地方——湖北境内，大家认为炮制者大有为本地炒作之嫌。而炮制者则说这纯属巧合。这一点本文暂且不多分析，却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见有关材料说：“四位作者博采从古至今的唐诗材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一份唐诗前100名的排行榜”，“采集了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这四方面‘铁证’，整理出来了一份唐诗排行榜。”但这样的排行榜又有什么科学性、权威性、标准性呢？你只能说这是你个人的一个学术观点、一个参考意见而已，可是就能代表一切了吗？还好意思说是“铁证”，真是无耻！这能算是真正的“铁证”吗？这样的“铁证”能有说服力吗？出版该书的中华书局，还好意思宣传说该书“势将成为今后广大读者领略唐诗风采的首选”，实在是太狂妄、太夸张，其结果无非是误人子弟、引人误入歧途罢了。

再说，文学作品能用排行榜的方式来确定高低、优劣吗？你只能大致、笼统地说哪些诗人、哪些作品是一流、二流或三流的，是非常好、比较好或一般的。即类似钟嵘在《诗品》里所做的那样。而对这有限的几个最好的诗人、几篇最好的作品，还能够评出个一、二、三名吗？还需要评出个一、二、三名吗？这种评法，能找到什么证据、理由和标准呢？统计学、计算机的方式和方法，怎能生吞活剥、机械教条地运用到人文科学领域里来？这样搞又有什么意思、什么意义、什么科学性、什么价值呢？岂不荒唐透顶！

我也并不赞成过去“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和做法，因为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确实是有高低、优劣的不同，确实是有客观标准的。但必须严格、认真、规范、合理、科学、权威地来做，要得到大多数人、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候的共同肯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时而皆准”。而不是这样少数一二人纯粹为吸引眼球、大肆炒作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行径。

这些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越来越全面、深化和加强，从而影响到文化教育界，浮躁急切之风盛行，对名利的追求越来越甚嚣尘上，大家想方设法、削尖脑袋想出名、发财；而在学术研究上，又很难有真正有思想文化价值的，或新或深的见解、发现，就只好搞这样类似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大肆炒作的行径。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年代，不在于探求真理，只在于让人大吃一惊”。上面这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就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