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有位可敬却并不怎么可爱的母亲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的“勃朗特三姐妹”》，读书界、出版界、各大报刊电台媒体也将其好好地炒了一把。这位母亲也真是大胆，厚着老脸，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三位还算有些才气、在文艺创作上也算略有成就的女儿竟自诩为中国的“勃朗特三姐妹”，而且惟恐天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地大肆宣传，实在是险之又险，让人不得不为她捏了一把汗。

对该北京母亲这三位搞写作的女儿，我多少还有所了解。别说拿她们同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的勃朗特三姐妹相提并论（仅有老二作为诗人略为逊色一些，没有名著留存后世，可算“国内一流、国际二流”文学家；而老大以名著《简·爱》与《谢莉》、老三以名著《呼啸山庄》，都属国际一流文学家，而且居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十位文学大师之列），配不配叫“作家”都还难说。她们虽说都加入了什么“作家协会”、出版了什么著作、发表了什么作品、在什么文化部门工作，但其作品又有多少在思想、艺术上达到相当水平？有多少在读者、文化圈产生一定反响，有较高评价？说穿了，她们就是靠着生长在首都，父母亲戚不少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工作，条件好、机会多，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名人、文人，给他们写报道，考大学分数低、甚至凭借那么一点“成就”可以保送，进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自己又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工作，甚至还出国留学镀金挣回那么一点“资本”，于是逐渐地“作品”多了、“名气”大了，结集、入作协，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部门工作的父母亲戚（包括自己）又帮她们“炒作”，于是这个“肥皂泡”便膨胀得越来越大——仅此罢了。我们除了羡慕她们运气好，生在北京，又有父母亲戚帮忙外，再无可说之处。其实不光在文学界，在任何方面，有些人就是比我们命好很多，所以成功便容易得多，你有啥办法？

此类不值一提的暂说到这，我倒是联想到了从古至今、中国外国，不绝如缕的所谓“父子（母女、姐妹、兄弟、夫妻）作家”现象。当今中国，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不值一提的了，平庸的年代，浮躁的世人，末流的成就（作品），不管是其中的“主角”（或曰“能力”最强“成就”最大、或曰在其“运动”中起主要作用）或“配角”，全都是炒作、包装而已。让我们把主要眼光放在历史上，放在国内国外。在鄙人看来，那也同样是搀了很多“水分”的。往往其中只有一个是一流或二流，其他人都不过是二流甚至三流而已，只是被为主的这个一流或二流人物“带”进了文学史，仅此罢了。其中有他们自己的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或强烈或不太强烈的“相互提携”之嫌（与现在的炒作有相似之处，但还不能划等号，因为人家毕竟还不完全是物质、商业社会，不完全是传媒、信息时代），有他人（主要是后人）的“爱屋及乌”的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勃朗特三姐妹”，只有老大与老三是一流的，老二就逊色一些。而且像这样能在三姐妹中出两个一流、一个二流（这个二流还只是就整个世界文学史而言，若说在她们当时的英国文坛，她们仨便都是一流的），千余年世界文学史，整个地球人类，也就是这一家了。再如大、小仲马，在当时的法国文坛，也许都属一流；但就整个世界文学史而言，他们就都不过是二流罢了。在中国，东汉末年的“三曹”、北宋中期的“三苏”，情形类似。“三曹”倒是水平、成就比较整齐，尽管说当弟弟的曹植被宣传得最有才华，但他们仨的作品应该说风格各有千秋，千载传至今，都属于当时文坛一流、中国文学史二流、世界文学史三流文学家。“三苏”虽说都入了“唐宋八大家”，但大家都公认只有苏轼才名副其实，其他二位不过是被“照顾”进去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一流大家，应该只有“唐宋五大家”（另一位曾巩，相对这五位大家也要逊色得多）；并且其中苏轼（还有韩愈）还堪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个别文学巨匠之一。而我在这里提到的几家，还算是世界、中国文学史上几个最优秀、最出色的“父子（母女、姐妹、兄弟、夫妻）作家”现象，其他多如牛毛、犹过江之鲫般的所谓“父子（母女、姐妹、兄弟、夫妻）作家”，便更等而下之了。特别是在当下浮躁、功利、物欲、商化的文艺界。除了茹志娟与其女儿王安忆（母女）、杨沫与其儿子老鬼（母子）、王小波与其妻子李银河（夫妻）、钟惦斐与其儿子钟阿成（父子）、冯友兰与其女儿冯宗璞（父女）等极个别还勉强说得过去，而他们却又并不怎么张扬。

我这么说，目的不过是请大家莫相信神话，对过去、现在的，本国、他国的种种类似现象，得自己动脑子，拿主意。真正靠本事、靠作品成功的大家只有那么几个，而其他大量的人则不过是靠运气、关系，更加容易就成功了。在这种家庭式（有些是地域、民族、学校、年纪、年级、流派等）“作家群”中，仅有一两位比较杰出，便“带”出、“照顾”了众多“作家”的诞生。古今中外，情形类似。只是我们今天炒作得更厉害，而实际上水平、成就却更差罢了。

鄙人平时也爱写点东西；当然，名不见经传。但鄙人发誓，如今鄙人是已做了父亲，倘若将来有幸我儿子也有点文化，绝不让他写东西——起码是不让他以此营生；天下什么事他都可干，只要不做小偷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