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是我去京津组稿的第一印象。1965年18岁时到首都，是火辣辣的暑假；1984年再去，大衣帽子围巾手套，全副冬装仍觉冷。那时人们羽绒服、棉袄、军大衣，颜色大都是蓝黑绿，我在广州看中一件紫色腈纶棉外套，是服装厂门市部橱窗模特身上的，双襟高领很特别，就买下这件样品，心想在北京与众不同。谁知《广州文艺》美编李锐文，夫妻俩到京与我通话，要来我那招待所洗澡，一见面我就笑起来：我和美编妻子苏小华外套一模一样！我领小华进机关浴室（分男女隔日轮换），只见水汽蒸腾中满屋女人，有的浑身赤裸洗衣物，有的慢悠悠洗头洗身，享受家里没有的温暖。我来自南方，不习惯澡堂，脱光衣裤很别扭。画家小华打量身旁的我，说你这身材去美院做模特肯定受欢迎！我含羞微笑，匆匆洗澡，做模特？想都不敢想。次日小夫妻约我去天坛拍照，手指头冷得麻木，按快门都不灵活。我想，上京组稿尽量别在冬季。

       我按钟子硕推荐名单向北京作家约稿。某位中年人与我见面，请我吃晚饭后去报社小坐，在译著扉页签名送我。他独立办公室有床铺，解释说：“我常在办公室连夜写稿，家里从不过问。”又说你那招待所条件差，这儿有接待记者的房间，就在办公室斜对面。今晚别回去了，明天去鲁迅文学院组稿近得多。他笑指桌面：“喏，我拿到钥匙了。这里很安静，没人打扰。”说着带我去看房间，有四张床，被褥整齐。他半开玩笑：“夜里我过来敲门，你要给我开哦。”我吃一惊，说：“那怎么行！你敢敲门我就大喊！”担心他骚扰，我要回招待所睡，宁可次日重复坐公交转车。他看我执意要走，只好送我坐车，提议走去总站。九点多钟，寂静无人，只听见踩着积雪的沙沙声。路边停着一排轿车，他拉我在暗处站定，环抱我腰欲亲吻，我扭头挣开：“别这样！”他曾出国留学，说：“在国外女士和男士雪夜并肩走，临别拥抱亲吻很自然。”我答：“这是在国内。”他陪我坐一站，快到时问是否跟他下车，我说不，他就独自回报社。离京前我打电话告辞，他说你给我印象很好，我俩保持联系吧。回广州后我向老钟汇报组稿情况，说到此人言行，老钟说：“这位老兄！”此后仍由老钟联系他。

       1986年冬我又去北京，向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代表们约稿。会期一周：1986年12月31日——1987年1月6日。出差前，6岁的远涛恋恋不舍： “妈妈，你去北京过元旦，一定一定回家过春节吧？”“那当然。”阿波以前曾问我组稿一般去多久，我答：“快则20天，慢则一个月。”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的时间是你的，我的时间也是你的，说走就走。”又说：“我知道你不去够一个月是不会回来的。”如今他只是默默地看我收拾行装，相识20年，他明白妻子工作极投入。我在外地自然记挂儿子，但唯有将他托付给阿波。一次阿波骑车载儿子，因太靠近货车，单车被挂倒，远涛半边脸擦伤要去医院敷药，我回家见状心痛不已。远涛从小懂事，不吵闹要买东西，我每到一地都买铅笔刀，塑料制品不贵，颜色造型各异，带给儿子做纪念。出差很少买食品，去北京则买200条果丹皮，开胃消食还便宜，够远涛吃几十天。我最喜欢蜜饯核桃肉，但见一斤没多少还偏贵，没舍得买。

       全国青创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京丰宾馆召开，那儿哨兵守门，出入不便，坐87路公交车从丰台回北京市区要一个多小时。经严格审核的近400名代表中，有大批来自各地的《广州文艺》的作者；北京、天津还有众多《广州文艺》的朋友。我受编辑部委托，向他们面致问候和谢意，首先须设法进入会场。我提前几天坐火车到北京，住进防空洞改建的招待所。在前台登记时引起北方住客注意，我刚进小房间他就跟过来，站在门口很窄的过道上，问我是否独自出差，有没来过北京，哪些地方没去过……我18岁那年初到北京就登上八达岭长城，进过人民大会堂，还有哪里没去过？有的，是圆明园。高大魁梧的年轻人说，我和你去圆明园吧！我忙谢绝，没时间去玩，要落实正事。而且我心里也怕，跟素不相识的男人去僻静荒芜的地方，谁知会发生些什么？他颇为失望，后来还几次问我有没时间去圆明园。

       忘了通过什么关系找门路，终于拿到京丰宾馆出入证，住进主楼对面的内部招待所。同住的有其他地方来的女编辑，各自设法见作家、约稿件。那年冬季北京连降三场雪，同事小林借先生的皮大衣给我，我脚蹬长筒皮靴，显得英姿飒爽。由于身板瘦，穿几件毛衣也服帖，开会期间毛衣里外轮换，配上不同围巾就有新鲜感。旁人看女编辑阿坚，是有种南国风情。同事岑之京是广东籍作家，短篇小说很有岭南风味，获过省市各种奖项，他是青创会代表，还有花城出版社廖晓勉，我也较熟悉。我住招待所没洗澡房，大冷天要洗澡就得去主楼，幸好有之京他们关照。我也没大会餐券，但不少代表支援，你一张我一张，一天三餐都能解决。见到不少认识的朋友，大家对我都很亲切。广西来了李逊、杨克、黄堃等青年才俊，会议间隙我们去门外拍照。之京、晓勉还和我在颐和园结了厚冰的湖面留影。

       某日我正吃着早餐，一双手从背后伸过来蒙住我双眼。是谁这么顽皮又这么亲昵？我转过头，又看到了那双布着红丝的忧郁的眼睛。“徐星！”我兴奋地叫起来，他也很开心。徐星被誉为文坛新星，他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后在全聚德烤鸭店做清洁工。1985年7月，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青年——主人公“我”的日常心态，也描写了“我”和女友老Q以及“我”的那些室友们的生活情况。该作品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时也被视为是“伪现代派”的经典作品之一。随后，徐星与朋友骑自行车南下，路过衡阳时市文联主席旷荣怿接待，并写信请我在广州予以关照。两位带信来《广州文艺》找我，在我想象中，因处女作打响而稿约频频的青年，免不了夸夸其谈、洋洋自得，我是不愿凑热闹捧场的。出乎意料的是，徐星沉默寡言，有一双布着红丝的忧郁的眼睛。几天后，我单独请他喝咖啡。“我最小的妹妹也比你大三岁，文革时父母被关押，哥姐们全下了乡，她靠每月15元生活费，独自捱过了中学阶段……”我这些话牵出他对往事的回顾。他还是个小学生，父母就被赶到外省的干校去了，每月将他的伙食费汇给北京一个小饭馆。男孩子用钱总是前松后紧，月底的十天八天就身无分文了。“那怎么办呢？你上哪吃饭?”我关切地问，他注视着对面的我不吭声。“你在北京有亲戚吗？”我再问。“那时候，用大人们的话来说，”他语调沉缓，眼睛一垂，说道：“我就……学坏了。”我再没追问半句。听说他俩经济拮据，我向编辑部汇报，预付稿酬，帮助两人顺利返京。青创会期间我没能抽空去徐星家深谈， 但通过简短交流，又看了他发表的文字，知道他仍是个清洁工，承包了偌大一个停车场、两个垃圾桶的清扫任务，我觉得不浮夸，好。

       青创会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加强领导，积极引导。开幕式上，秘书长宣读了巴金语重心长的贺信：“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王蒙1986年担任文化部部长，在会上做了即兴讲话。会议期间，思想敏锐的青年作家谈了真实想法与担忧。不少人情绪低迷，不知如何拿出符合上头要求的作品。有作家事后写道，有的代表无心开会，连被子也懒叠，半躺半坐闲聊，却见阿坚走进一个个房间，依旧热情地派名片，介绍《广州文艺》特色，恳切地约稿，他们都不好意思，立即坐正身子，认真倾听。他写道：阿坚在青创会上是一股清流。“阿胶”是一味中药，“阿坚”如此受欢迎，莫非也是一味中药？

      “青创会”闭幂次日，我去天津看望几位没见过面的作者。20多岁的孙砺来招待所时，我正和几位女住客谈笑。我俩在街上兜圈，他开口便说：“阿坚大姐，我发现你的眼睛没有笑。凡是心灵负重的人眼睛都不笑。”我暗自佩服他的洞察力。他说：“别看我与三教九流的哥们笑笑闹闹的，我的眼睛并不笑。”他是顶着“右派崽子”的黑锅降临人间的，红领巾、团徽与他无缘。母亲几十元工资仅够一家四人糊口，还要接济劳改的父亲。“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吃饱，只知道吃完自己的一份就是了。再冷的冬天也只是短裤外加条棉裤，没穿过衬裤、毛线裤……”15岁那年，他去北京看纪念总理的花圈、诗歌。他走着，看着，猛听得一声断喝：“小扒手，还不快跑?!”随后不由分说就被一员大汉往外驱赶。 当他意识到危险拔脚飞奔时，身后传来人们凄惨的呼号。他看到一位高大的把守路口的女民兵，张开双臂，把迎面跑来的学生裹进大衣里……孙砺沿途乞讨回天津，一位大爷得知他饿了几天，赶紧为他买来一叠烧饼，他双手捧着，向大爷深深地鞠躬。摸进家门后，灯下垂泪的母亲搂紧他痛哭失声……爱和恨都那么刻骨铭心，激励着他开始写作。他的中篇小说《皮甲克党人》在1986年第1期《小说家》发表了。小说描写一位从监狱提前释放的青年，以及一群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从文革的苦难中走出来，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如何重新进行自我塑造。我写信给孙砺谈读后感，从此联系上这位作者。

       第二天晚上，孙砺陪我去工厂干部王筠家。我做责编于1986年第6期《广州文艺》发表王筠小说《太阳雨》，《小说月报》转载后，引起在南开大学讲学的美国学者夫妇的兴趣，与中国学者合作译成英文，寄给美国著名作家彼得·马修森，不久即接回信。三天前，学者夫妇来王筠家宣读该信，称“《太阳雨》是一篇超时空的艺术品，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绝对是艺术品。”女士称赞说：“写得很冷静，也很客观，充满着一种潜在的激情。小说的氛国是通过人物及艺术情节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同时又是含而不露的。”客人根据彼得·马修森的要求，请王筠提供自己的其他作品供选译，王筠当即拿出《黑雪花》等小说。他向客人介绍了《广州文艺》，“因为《广州文艺》是《太阳雨》的母体。”我为名不见经传的王筠开始崭露头角而欣慰。天津将召开王筠作品讨论会，《太阳雨》将在美国杂志发表，王筠作品译成英文后，将与我国几位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说一道结集出版……王筠不少作品，是着力揭示十年浩动给人们心灵留下的深重创伤的。美国客人曾好奇：“雪花不是白的吗？怎么您的小说题目是《黑雪花》？”王筠：“先生，不知您是否了解，那故事发生在颠倒黑白的年代？”客人点头：“噢……”

       回到北京，《丑小鸭》杂志的陈京卫，开车带女儿和我去了趟圆明园。白雪覆盖着落叶、衰草、断垣，秃枝上栖着成群的寒鸦。矗立的残柱似老者凝睇我们，默然无语，我却分明听到他沉重的叹息。京卫比我低几届，他从北大荒返京后，放弃了读书拿文凭的机会，牺牲了个人写评论、小说、剧本的利益，—门心思办青年刊物，却困难重重，被迫停刊。亲友劝他作出明智抉择，不要“傻”到底，吃一辈子亏，可我知道他不会改变自己。我们几年前初识时，他赠我笔记本，扉页题字共勉：“正直、热情和认真，创造生活又常被生活愚弄，但它们是金子。”记得早些年，我看到圆明园残柱的明信片，立时被“为中华腾飞而努力”的口号激起满腔热血，而今天伫立柱前，我却不动声色了。这次出差，我听到几位女同胞的倾吐，其中有同行，有作者，甚至有邻床的旅客，她们都比我年轻，但生活得比我沉重。理解与同情，使我的心也变得沉甸甸。何况，身旁的京卫，从来是显得比我稳健的。我们交流着对社会、人生的见解，雪路上印下一个个足迹。个人的荣辱得失如过眼烟云，风雪转瞬会抹去我们的脚印，但只要确实认真走过一段人生路，足矣。

       我和京卫父女拍了些彩照。圆明园的氛围太肃穆，令人难以笑开怀。未谙世事的小丫头欢蹦乱跳，空气中流荡着她银铃般的笑声。看到她娇憨的笑靥，不禁想起儿子那由上翘的嘴角和下弯的双眸构成的、极富感染力的笑容。不能体验痛苦的心灵是不健全的心灵，仅有幸福这面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愿自己和后代承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咸，做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