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波1968年9月确定恋爱关系，两人都明白很快就要离开广州，去不同地方生活。９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文章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我们这些学生经过两年多折腾，已经失去对运动的热情，只想知道将被安排到哪里。阿波很快得知，他被分配到国家建材部下属的湖北应城石膏矿，在职工子弟中学任教。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生就要先去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阿波去的农场位于江苏南通市附近，是在长江边围垦出来的，位置正对常熟县阳澄湖，也就是“沙家浜”。他喜欢有水的地方，喜欢户外活动，体质又好，对去农场没顾虑，放心不下的是未知去向的我。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一篇短评中首次使用“臭老九”一词，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政治贱民之后，成为第九种贱民。从此，这个对知识分子的蔑称流行全国。10月，阿波他们这些大学生“臭老九”，陆续毕业离校奔赴各地。最后一个夜晚，他和几个要好男生，约我吃顿饭，聊聊天，然后各自找地方睡觉。我回法政路平园，阿波回光塔路，相约第二天再聚。

      我整夜睡不安稳，天刚亮就起床，简单吃点东西，出门赶往光塔路。我走得很快，恨不得几步就到李家。上二楼刚按门铃，门就开了，同样焦急的阿波站在面前。“屋里还有人吗？”“就我一个，他们很知趣，早早出去了。”我忍不住哭了，扑到他怀里，不知这一别要过多久才能再见。那天我穿一件黑地小白花上衣，因为阿波喜欢看我穿它。还是进驻华侨新村红线女家的时候，某晚我约他上天台，提醒他注意318小分队的男女交往。个别中学女生很娇俏，和大学生混得很熟，千万别兴奋到过了界，万一发生关系怀孕就麻烦，你这“波司令”不妨对某某说一声。当时他答应了，没多说其他，但和我成为恋人后，他说那晚我穿黑地小白花上衣，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娴雅。“我当时就心动了，但不敢表白，怕你批评。”“当然要批评啊，中学生和大学生走到一起是搞革命，不是来谈情说爱。”此一时彼一时，28岁的他和21岁的我谈恋爱，双方都把持得住，不会过界的。

       阿波带我进卧室，我止住哭声，和他并排躺在床上。他侧过身来，用手抚摸我的脸庞，头发（短辫又散开了），脖颈，臂膀……他伏到我身上，解开我上衣，露出结实的乳房。我读中学一直没用文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阿波揉捏着我的乳房，乳头不由得立起来。正闭着眼睛享受柔情蜜意，忽然听到他哭出声，我一惊，睁眼见他泪流满面。我一阵心痛，搂住他，让他的脸贴紧我胸脯。没问他为什么哭，轻拍着他的背，如同母亲安慰婴儿。我想，他是担心两人越走越远，没有未来吗？我一字一顿地说：“阿波，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

       我俩抚摸亲吻一番，梳头洗脸抹泪，一起走去北京南仰忠街，到珍姐家吃午饭。珍姐性格倔强，做事风风火火，说话高门大嗓，这天也变得沉默了。姐弟俩自幼失怙，被华侨家庭收养，虽不必挨饿受冻，但绝对缺父母关爱，彼此是世间至亲。如今弟弟要远行，珍姐难抑不舍之情，我跟她上天台晾衣，看到她泪水盈眶。姐夫上班没在家，大外甥女一块吃饭，小外甥女还要吃奶。夫妻俩是越南归侨，都做售货员，收入有限生活简朴。“钢坚，阿波不在广州你要多来，就像自家人一样。”“珍姐，我会的。”珍姐送我们下楼，勉强笑道：“阿波勤力写信，免得我记挂！”

       那时是去红云路（文革前的“白云路”）广九车站坐车，牵线促成我俩订婚的章鲁也来送行。他知道这对恋人难过，在月台讲笑话调节气氛，但谁都笑不出来。火车鸣笛北上，阿波在车厢门口招手，再会了，广州，再会了，亲爱的人。我也向他招手，心里说：阿波，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