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宣传毛泽东的阵势愈发浩大，7日《人民日报》报道便是典型：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此后全国各地掀起喜收礼物的庆典热潮，大街小巷的人群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捧着复制的芒果游行欢呼，表达忠心。发展下去就是每逢毛泽东有“最高指示”都“传达不过夜”，半夜三更就要出动队伍宣传。13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配发《编者的话》。社论批判“多中心论”，提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无限崇拜，永远崇拜。”“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记忆犹新，而后人听说昔年往事，则觉得造神手法登峰造极。不是没有独立思考、勇于发声的猛士，比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当年被判决死刑，后来都获得平反，张志新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年只是带着困惑开始思索。我现在阅读原华附高三杨小村（高干杨应彬儿子）、原第十六中高一欧阳燕星（作家欧阳山儿子）回忆录，看到他们和我一样，也经过类似阶段而渐渐觉醒。

      1968年9月，广州各中学都进驻工宣队、军训团，停课两年多的中学生，终于被召集回校了。由于西片军训团借用广雅校园举办广州西片中学教职员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雅1966、1967、1968老三届学生集中在广州市第一商业学校，参加以毕业分配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商”坐落在荔湾区大坦沙岛上的珠江之畔，对岸是广州板材厂，江面漂满木排。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部分学生横渡珠江，江上有木排，有船只，情况复杂，险象环生。但全体老师都在广雅参加学习班，无人管理“一商”学生，工宣队、军训团也管不过来。9月广雅新生入学，工宣队从“一商”高中生中抽调80人返回广雅，义务担任管理新生的政治辅导员。我的好友少芳、年秋是工人子弟，张兵是老战士后代，她们都当了辅导员，次年1月被分配进工厂。

      学生在“一商”办班目的明确：除小部分应征入伍、升读中学、提前离校、自谋就业和担任政治辅导员，大部分分配上山下乡。教师在广雅办班目的也明确：要把混进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教师集中食宿，不准回家，要填写学员登记表和写自传。工宣队抽调部分“根正苗红”的学生参加“教师专案组”审核教师，被甄别解放的教师才可上教坛。

      我们即将上山下乡前夕，某日在东山电车总站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童年小伙伴——关鲁雄！1967年长沙出版的小报，已刊登他在六六事件中丧生的图文，没想到他还活着！我惊喜交加，和他走回法政路。我父母已关进监牢，家里楼下搬来几户人，我和妹妹们在二楼请他吃饭。原来他刚回中南矿冶学院就被无辜卷入武斗，对立派围攻大楼时，打得他脑脊液逬出，昏死在地。幸得支左劝架的解放军将他抬上救护车，连夜偷运去陆军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他一直在北京亲友家疗伤，如今打算回博罗一趟。说话、吃饭间，他眼皮耷拉，泪水直淌，要不断用手帕去抹，这是脑子严重受损的后遗症。医生说不排除将来头痛、失眠、记忆力减退、甚至痴呆的可能。当时我已报名去阳山县务农，与鲁雄才邂逅又分别，只有互道珍重。

      征得鲁雄同意，全文转载他的回忆录。衷心感谢你，我正直善良勇敢的童年小伙伴！

       作者：关鲁雄

       高司在长沙河东（城里）的宣传站接连遭到围攻，被迫撤离，全都龟缩到中阿友好馆内，这里成了高司在河东的最后一个据点。接着中阿友好馆也被团团围住，不断遭受石块袭击，连一楼大厅的毛主席石膏像也被石块砸破，还有人企图纵火烧毁整栋大楼。为了守住大楼据点，高司总部往大楼增派了大量人力，还带来了两大瓶浓硫酸（用于阻止对方攻楼，撤离大楼时全部倒入厕所了）。人们被困在大楼内，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便就着黄瓜吃发饼（以至于数年之后我看到黄瓜和发饼就反胃！）大有“人在阵地在，与大楼共存亡”的架势！可是大家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也不知道攻楼的对手是谁！

       我和彭平被指派值守四楼西头阳台。

      1967年6月6日凌晨时分，天色昏暗，突然开过来大批解放军战士和数辆宣传车，将大楼团团围住，把攻楼的歹徒隔开。宣传车循环反复地播放着中央文革的“六六通令”，这是文革开展以来首个“禁止武斗，坚持文斗”的中央文件，当日长沙中阿友好馆的武斗流血事件也成为首个震惊全国的“六六事件”！

       我们在楼上看到不断有战士被歹徒用木棍打晕，倒在地上，宣传车也被人推翻，事态完全失控！

       我们接到通知，全部人员紧急撤离大楼，往湖南医学院突围。大楼的正门已被封锁，大家便逐个从一楼西头厕所狭小的窗户翻出去。黑暗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到撤退的通知了？”我不假思索地应声道：“我去看看！”就离开队伍，从四楼到一楼逐个房间检查一遍，确认所有人都撤离时，才下楼来找队伍。可是哪里还有队伍，早就不见人影了！

       这时天已大亮，我孤身一人翻越围墙，往大楼西头的巷子走去。杀红了眼的侩子手，手持木棍，早已严阵以待！出于对解放军战士的信赖，我往解放军的队伍里钻，数名解放军战士将我团团围住，用血肉之躯保护着我这个无辜的大学生，可是哪能挡得住雨点般的木棍？我后脑勺遭受了一记重重的闷棍，我“唉呀”一声就昏死倒地了。事后听说，在我之前突围的大部队一路遭受歹徒的围殴，虽然头戴藤条安全帽，还是有几名战友倒在暴徒的乱棍之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第一次醒来，眼前一片漆黑，感觉自己在一辆卡车上，躺在一个女孩（医学院女生）温暖的怀抱里，她用手紧紧扶着我的头，车子每颠簸一下，就有大量液体（脑脊液）从我鼻腔往外涌出，女孩不断吩咐司机开慢点。我问：“我们这是去哪里？”答复“163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医院）”。我以前没听说过163医院，误听成“岳麓山医院”，感到十分疑惑不解。接着我想到的就是“彭平怎样了？”

       后来彭平告诉我，他也与大部队走散了，被人追杀，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所幸只受了轻伤。而我在乱棍之下，受了致命的重伤：颅底骨折，鼻骨骨折，脑脊液溢出，全身上下多处受伤，外界误传我壮烈牺牲了，高司的小报以《烈火浴英雄》为题在头版报道了我壮烈牺牲的消息，还附有我的“遗照”，整个头肿得像个猪头，惨不忍睹，一时间沸沸扬扬，我成了尽人皆知的“英雄和烈士”！

       有一天我爸爸和彭平的爸爸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令我我意想不到，惊喜万分！原来我爸爸接到我的“死讯”后，立刻决定和彭平的爸爸一起来长沙看我们。行前爸爸已经做好了老来丧子，见我最后一面的思想准备。爸爸早年被错划右派，下放到博罗杨村农场，受尽磨难；文革中又以“老右派+走资派”的双重罪名，再度受到残酷的迫害；在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之际，接到“儿子在武斗中被活活打死”的噩耗，更是雪上加霜，倍受打击！

       见面时爸爸交替着用广州话和普通话与我对话，我也交替着用两种语言回答，切换自如（后来才知道这是爸爸有意测试我的智力恢复情况）。条件不允许久待，我们只见了一面，爸爸和彭平的爸爸就匆匆离开了。但是这个历史瞬间竟然牢牢刻在彭平的爸爸的记忆中，当他暮年已经老朽痴呆，不记得眼前的人和事的时候，对这次特殊的“长沙之行”居然能娓娓道来，记忆犹新！

       我和其他受伤的同学在163医院疗伤，受到了最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每天伴随我们的是军营嘹亮的起床号和就寝号，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我们过着难得的平静安逸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两派相互杀红了眼，武斗逐步升级，从木棍互殴迅速升级为枪战，双方都有伤亡。高司学生代表赴京上访，被中央文革接见，会上江青宣布“高司是保守派组织”，消息传来，在同学中瞬间炸开了锅，人心溃散，兵败如山倒，同学们纷纷逃难，各奔东西。造反派抗议湖南省军区支持保皇派，并扬言要冲击163医院，陆军医院也不安全了！医院领导决定以“部队下乡，支持双抢”的名义，将我们转移到附近农民家里躲避。

       我们重伤初愈，身体虚弱，在陆军医院睡觉垫的是棉褥，盖的是棉被，一日三餐吃的是营养丰富的美味伙食（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订餐），可是来到农民家里，却让我们光睡凉席；每日伙食餐只有清水煮冬瓜、辣椒炒空心菜梗！一开始我们还想装模作样的下田劳作，可是虚弱的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了。与我们一起逃难的还有一群公检法干部，他们被“造反派”残酷批斗，身上都带着伤残，有个上了年纪的公安干警几根肋骨都被打断了，仅在胸口贴一张大胶布固定，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每走一步骨折的肋骨就在错动，真是惨不忍睹！我心里大为不解，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

       很快农村也不是久留之地，医院领导决定将伤员们遣返回家，各人自报目的地，由医院统一购买火车票。长沙是回不去了，更不能直接回广州，我决定往北走，去投奔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姐姐。火车很不正常，走走停停，到了武汉就不走了。我们下了火车，当晚就露宿武汉街头，生平第一次尝试了流浪汉的滋味。第二天接着乘火车北上，当火车接近北京市时，突然上来了一伙工人纠察队，逐个查票，盘问旅客到北京找谁，我报了中央粮食部的邝明（我姐姐的叔叔，部级干部）的名字，通过了检查。可是同行的同学们则被强行请下了火车（后来我在中南矿冶学院驻京办事处见到了他们）。出了北京火车站，我边走边问路，好不容易找到了北京大学，找到了我姐姐就读的数学力学系。接待我的是姐姐的男朋友（后来的姐夫），他先安排我洗了个澡，再到食堂就餐，然后姐姐将我带到邝明叔叔家（粮食部宿舍），一住就是几个月。邝明叔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安装了起搏器），作为文革中的“走资派”，也自身难保；家里孩子多，老大老二都是女孩，就读于北京大学，下面的五个全是男孩，最小的儿子才上幼儿园，家庭负担很重。三天两头有居委会大妈上门查户口，清理外来人口，每每被婶婶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当时邝明叔叔一家能收留一个外地落难的伤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后来我联系上了同学吕美音，她也到了北京，住在闺蜜家里。我们一起用铁道家属的优惠火车票回到广州。由于风声紧，姨婆住到农场去了，我在广州已经无家可归。我先后住过关南（爸爸的老战友）家、彭平家、开平老家的表哥家和契婆家，最后与彭平一起返回中南矿冶学院，结束了几个月的流浪漂泊的生活。

广雅礼堂

广雅山长楼

广雅冠冕楼

阿坚2024年1月8日摄

 

阿坚2024年3月14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