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营科技大事记》回忆录篇

             作者  纪世瀛  齐忠

海淀区科委对早期科技企业的支持

作者  原海淀区科委主任、海淀区外经办主任、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常务副主任胡定淮

2022年4月15日

图为：2020年11月19日，右起，胡定淮先生与原中科院高企局副局长钟琪同志（女）合影留念。齐忠摄影。

导读：原海淀区科委主任、原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常务副主任胡定淮先生，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早期民营科技企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支持陈春先、纪世瀛创办华夏所，以及科海公司、信通公司等公司的创办。还为四通公司、钛金公司、希望电脑公司等中关村众多公司解决重大问题。本回忆录详细记载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早期，海淀区科委推动创办科技企业的历程，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弥足珍贵。

胡定淮先生，提出的海淀区科委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任务，就是为科技企业服务的理念。胡定淮先生深受中关村科技企业家的尊重，被称为“开明公公”。在此，《北京•中关村民营科技大事记》的作者纪世瀛、齐忠对胡定淮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1、往日的回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荣幸的成为新中国首批大学生，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农学院。不久，北京大学农学院与清华大学农学院等院校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农业机械学院又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后，北京农业大学更名为“中国农业大学”。

1952年，我在大学入党。

1953年，我毕业后被留校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农业大学东北旺农场。后来经过机构调整，东北旺农场全部交给海淀区政府，从此我也随之转到海淀区工作。我曾在西郊农场、苏家坨公社等地任职，在海淀区农村工作了27年，对海淀区山山水水我都十分熟悉。

1981年，我出任海淀区科委主任，后来又任海淀区外经办主任、海淀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海淀区新型产业联合总公司总经理。不久，中关村迎来了科技企业第一次创业的高潮。我也进入了人生中最快乐和最忙碌的阶段。

2、帮助陈春先与纪世瀛开办华夏所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教授、工程师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注：以下简称“服务部”。）我很关注这个新生事物，经常去服务部去看看，并与陈春先教授、工程师纪世瀛、崔文栋成为好朋友，我与纪世瀛同志至今还来往频繁。

1983 年 1 月 29 日，《经济日报》以领导人的批示和《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为的主题文章，在第 1 版显著位置发表，公开支持陈春先教授。当天早上陈春先教授、纪世瀛同志拿着报纸来到我家，我看到后非常高兴，就带着陈春先教授、纪世瀛同志到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同志的办公室。

贾春旺同志看了也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机遇，海淀区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利用海淀区科研人才密集优势，大力发展科技产业，改变海淀区农业为主的格局。贾春旺同志马上把区政府负责人史定潮同志（女）、邵干坤同志找来，与陈春先教授、纪世瀛同志共同协商如何扩大服务部。

1983 年 4月 15 日，在北京市科协赵绮秋同志（女），海淀区委、区政府、区科委的共同努力下，在服务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 （注：以下简称“华夏所”。），我任该所理事长，也就是现在的公司董事长，赵绮秋同志，海淀工业公司的丑续同志任副理事长。陈春先教授任所长，纪世瀛、崔文栋任副所长。当时丑续同志任海淀工业公司总经理，就从该公司拨出十万元，作为该所的启动资金十。后来该所不断扩大，又开办了华夏电器公司等。

华夏所后来与中科院器材站签订一笔320万元的买卖合同，因为双方在交货时发生纠纷，打了好几年官司，华夏所因败诉而倒闭，令人惋惜。

3、海淀区科委引导科研人员在中关村创办公司

科研人员在中关村创办科技公司，就是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是转化为生产力，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对科研人员的这种心情，感受还是比较深，认为海淀区科委应该大力支持，引导科技人员到海淀中关村来办公司。

我就依靠海淀区科委、海淀区政府和科学院、大专院校、大院大所的各种关系，分头派人到大专院校、中科院、大院大所，去找他们的科技开发处，找有关领导请他们到海淀区创办公司。再把相关政策向他们讲解，例如企业营业税免缴三年，海淀区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政策等，这些有关领导听后很受鼓舞，他们积极的在海淀区投资创办公司。

科技企业家提出的困难，海淀区科委能够做到的，尽我所能帮他们解决。当年海淀区科委先是把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科技项目引导到海淀区乡镇企业，后来就发展到直接引导海淀区里来办科技企业，由海淀区出面来办，创办“海淀区新型产业联合总公司”，我任公司总经理，公司的目标就是加快引导科研人员在海淀区创办科技公司。

海淀区科委还以海淀区白石桥到北京大学，由南往北这条大街为科技企业主要创办基地，也就是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动员这条街上的海淀区国有企业，例如副食品公司、蔬菜公司、种子公司、煤炭公司、工业公司、供销社把自己的门脸房租赁给科技企业，后来形成闻名天下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这些国有企业开始是把门脸房租给科技企业，后来这些国有企业也看清楚了，科技企业赚了那么多钱就不租了，提出合办科技企业，我出地方，你出技术，有好多科技企业是这样的办起来的。

早期的中关村科技企业家，大多数是刚刚走出中科院、大院大所的知识分子。他们研究科研成果是内行，对外面世界却很陌生。面对工商局、税务局、物价局，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繁杂的规章制度往往会“犯错”，所以海淀区科委就成为他们的“娘家”，有事就找我们科委。

那时候我白天在单位工作忙不完，那些想创办科技企业的人，想找科委解决问题的人就找到我的家谈工作，有时人太多了，他们座在小板凳排队就等着与我谈话。

2000年11月19日，我与原中科院高企局副局长钟琪同志（女）、原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同志、希望电脑公司董事长周明陶同志、齐忠同志聚会叙旧。希望电脑公司董事长周明陶同志回忆创业时期时，他说：“我们刚从中科院出来办公司时，有好多问题需要请人吃饭来谈，我对工商、税务等事情十分陌生又不会喝酒，只好请老胡出面陪座来谈。”

我听后自嘲的说：“那个时期我经常要为科技企业办这些事，虽然没有成为腐败人物，但是吃了个‘腐败肚子’。” 大家听完都笑了。

4、钟琪同志（女）与我共同创办中科院在中关村首家企业科海公司

中科院在中关村创办的首家企业是科海公司，从此开启了中科院在中关村创办公司的大潮。中科院在中关村创办公司，对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今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代替的巨大贡献。而科海公司的成立，是钟琪同志（女）与我与共同努力的结果。

1982年 11月 27 日，中科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交流会。”交流会结束后，中科院准备成立专门的机构向社会推广科技成果，这个专门的机构初定的负责人，是中科院计划局的钟琪同志。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骑着自行车到中科院找钟琪同志商谈，中科院与海淀区合作问题。

钟琪同志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改革意识张很强，我们很快达成协议，中科院在海淀区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组织在中关村的中科院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等十几名科研人员，在海淀区考察区里的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考察人员中就有中科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同志。

我向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区领导史定潮、邵干坤同志等汇报这项工作后，他们非常重视这项活动。认为中科院有资金、有懂技术的高级科研人员，还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如果在海淀区开展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成功了，会改变海淀区的产业结构，给海淀区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考察海淀区的乡镇企业后，认为这些企业人员知识程度太低，不可能顺利的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不如先开办一个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中间机构，使科技成果顺利的转化为产品。

当年海淀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是农民，文化成度很低只有中小学毕业，很难应对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这项工作。所以海淀区的领导同意了这个办法。

1983 年 4月 28 日，中科院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注：以下简称“科技咨询开发部”。）钟琪同志任科技咨询开发部主任，她后来出任中科院高企局副局长。

1983 年 5月4日，中科院和海淀区领导，在四季青乡礼堂举行签订协议大会。中科院出席会议的有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计划局副局长林文成，计划局成果处副处长、科技咨询开发部主任钟琪同志，中科院物理所陈庆振同志等。海淀区出席会议的领导有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海淀区区长史定潮、常务副区长邵干坤，海淀区科委主任胡定淮、副主任孙景仑等。

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在协议上签字，联合成立“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北京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任命陈庆振同志为该中心总经理，后来该中更名为“科海公司”。

当年中科院不少人对创办科海公司争议很大，所以科海公司在创办时中科院没有出钱，海淀区政府也没有钱。当年北京市政府要求海淀区成为北京市的蔬菜供应基地，并拨给海淀区把农田改造为蔬菜基地的资金，当时叫“菜蔬基金”，海淀区政府把“菜蔬基金”中的十万元拿出来，借给科海公司作为启动资金。海淀区政府这种作法是违反规定的，是私自挪用公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984年 1月7日，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又批给科海公司25万元，作为该公司开办“科海中间试验厂”的费用。

1984年春季，海淀工商部门找到科海公司要罚款，因为科海公司没有到工商局注册，属于非法经营。海淀区政府和我，为了保护科海公司，向工商部门说明，这是知识分子办企业，不懂什么要注册。海淀工商部门的同志也非常理解，让科海公司补办注册手续。

1984年5月，科海公司在海淀工商局正式注册，企业是集体所有制。

1984年，科海公司年经营额2352万元，盈利527万元，成为中关村四大公司之一，也就是四通公司、信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简称“两通、两海”。科海公司的成功，推动了中科院各研究所在中关村开办公司的高潮。

6、我与信通公司的成立

1983年7月，在中科院科仪厂工作的金燕静同志（女）来到我家，商谈开公司的事。我的夫人郑万珍是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后来成为正研究员。她与金燕静同志关系非常好。因为这个原因找到了我，让我协助她创办信通公司。

当时的信通公司有两个股东，一家是中科院科仪厂，一家是中科院计算所，每家投资100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

我当时兼任海淀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海淀农工商总公司也是海淀区政府机构改革的一种探索。当年海淀区的农业局、畜牧局、农机局等机构都改制为公司，合并到海淀农工商总公司。该公司对外的名称为“海淀区新型产业联合总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1985年8月20日，全国开展第一次“清理整顿公司”，要求政企分开，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兼任公司负责人，要么辞去公职去经商，要么辞去公司职务回政府机构工作。我选择辞去公司职务，经海淀区政府批准，又回到海淀科委工作。后来海淀区在海淀农工商总公司下的各个机构，实在庞大复杂，尾大不掉很难管理，又改回原来的名称回归海淀区政府编制。

我与金燕静同志协商创办信通公司的过程中，决定海淀农工商总公司也投资100万元。当时公司没有钱，只好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来投资，这个举措引起不少人的议论，认为风险很大。我向大家解释说：“公司没有钱只能向银行贷款投资，我们应该看的远一点。”

信通公司在中关村没有办公地址，海淀煤炭公司在黄庄有块空地，就是现在的中关村家乐福超市的南门那一带。我与海淀煤炭公司协商要租赁这块空地，盖一座二层的小楼作为信通公司的办公地址。当年单位出租办公用地是不合法的，我就用“联营”的办法，回避单位出租办公用地是不合法的问题。也就是信通公司与海淀煤炭公司签订一份联营协议，把海淀煤炭公司在黄庄的空地变相的租赁给信通公司，为了假戏真唱，海淀煤炭公司还派出三个人到信通公司工作。

1983年底，信通公司开始运行。

1984年6月19日，信通公司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00万元，中科院科仪厂、中科院计算所、海淀农工商总公司每家投资100万元，企业性质是股份制。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同志任信通公司董事长，我任信通公司副董事长，金燕静同志任信通公司总经理。我和曾茂朝同志在信通公司是不拿工资的。

1987年。信通公司向三家股东，各返还利润110万元，说明信通公司成立后经营非常好。

1988年，信通公司成为中关村四大公司之一。

6、为四通公司与钛金公司解决困难

1985年5月，四通公司派人要去日本三井公司商谈开发四通打字机的事情，当年对人员出国的审查非常严格，要由组织部批准，没有批准出不了国。四通公司是民营科技企业，公司的负责人当时找了中科院、海淀区政府、区委组织部等部门，都没有批下来。四通公司负责人很着急，公司人员去不了日本，开发四通打字机就吹了。

四通公司负责人又找到海淀区科委求助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不仅是海淀区科委主任，还是海淀外经办主任。我想了个办法，绕过外事办有关部门，走海淀外经办这条路。我们和北京市外经办的关系都非常好，北京市外经办的同志对我说：“你们先盖个章同意了，我们就放心了。”

我说：“那行。”

我就写了份证明，证明四通公司负责人等人，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政治问题，同意赴日本。随后北京市外经委的同志批准盖章，四通公司的人顺利出国。

当年是海淀区科委、海淀外经办、北京市外经办的同志热心帮助四通公司解决这个难题，否则四通打字机就可能发展不起来。

王殿儒教授原是中科院力学所的科研人员，他曾在苏联留过学，是个很有才华的科学家。

1985年10月28日，王殿儒教授辞去公职，在他的老家河北省遵化县创办“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公司发展大了，王殿儒教授要在中关村试验区重新注册新的公司。他找到海淀区科委，我亲自为他办理了营业执照，还在海淀乡和海淀北安河为王殿儒教授找地，解决钛金公司的工厂用地。

王殿儒教授对海淀区科委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经常说：“海淀区科委和试验区是钛金公司的家。”

王殿儒教授创办的钛金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三大钛金公司之一。

2022年，王殿儒教授已经是九十岁高龄的人，但是他还工作在公司的第一线。

7、在试验区工作与为企业服务的原则

1988年8月5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注以下简称“试验区”。）胡昭广同志任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我任试验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胡昭广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思维清晰，对工作认真负责。我积极配合胡昭广同志的工作，在试验区任何会议上，对胡昭广同志的决定从来都是表态支持，从不提出反对意见。

有一次胡昭广同志和我私下交谈，他说：“老胡，你为什么对我的决定在会上从不提出反对意见？”

我说：“你在试验区是主持大局的人，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是我的责任，所以在公开场合下我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使你的工作不好开展。有意见私下交流一下就可以了。”

胡昭广同志和我在试验区工作的那段时间，合作非常愉快。

我常常对试验区工作人员讲，试验区每个工作人员要有为科技企业服务的意识，为科技企业服务是我们的原则。

当年，有些人对科研人员创办公司有些看法，甚至有人说：“科研人员到有关部门办事时，连话都说不清楚，还办什么公司。”

我对这种说法非常不满，我说：“科研人员是知识分子，他们下笔能成章，出口万言。为什么到有关部门办事时连话都说不清楚，是有些部门，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把科研人员吓的成那个样子。所以试验区要以科技企业服务为原则。”

2022年的今天，中关村老企业家们提起试验区的工作，都说那是我们的“娘家”。

什么是为科技企业的原则？就是对科技企业有利的事情，积极去干。对科技企业不利的事，就不去干。

1990年，全国进行第二次“清理整顿公司”，对海淀区民营科技企业影响很大。有些人提出要成立专门管理民营科技企业的机构。我当时就表态不能干这件事，因为对于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我们不懂，谈何管理。要无为而治，不干涉企业的管理。如果成立管理民营科技企业的这个机构，海淀区民营科技企业是管一个，倒闭一个。

1989年11月8日，全国开展第二次“清理整顿公司”运动，该运动结束后，上海市科委的同志到海淀试验区参观考察，看到试验区民营科技企业，占试验区总企业的比例60%—70%以上。他们很是惊讶，因为在全国第二次“清理整顿公司”运动中，上海的民营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灭。他们问我：“试验区是怎么管理民营科技企业的？”

我说：“对于试验区的民营科技企业，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管。如果管理民营科技企业，让谁去管呢？这是个大问题。”

2022年，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创办42周年，我也进入“米寿”之年，也就是91岁了。回顾往昔，我仍然是心潮澎湃，怀念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早期艰难的创业阶段，怀念当年许多不畏艰苦勇于探索，科技企业家的老朋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科技企业，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伟大创举，我能够为成中关村改革开放大道上的一块“铺路石”，感到荣幸，为此我一生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