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散议（六）

3、隶变是中国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如果说仓颉造字和李斯作小篆还带有明显的统治者的意志的话，那么隶书的出现则完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那时较之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社会活动的节奏加快，社会行为一定会出现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因此人们必然会寻找更加便捷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那么新的字体的出现，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而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领域。

隶书的创立时代，在秦汉简牍尚未大量出土之前，有种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隶书即为徒隶之书。据《汉书·艺文志》：隶书“起于秦时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解字，序》中进一步发展，把隶书指为程邈所作：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南朝宋泰山南城羊欣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一书中说：“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曰隶书。”唐代大书论家张怀瓘的说法与羊欣类似：“崇隶书者，秦下郢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文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一种字体的产生不可能为某一人所造，在没有大量的实物资料证实它的产生之时，人们也无法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假设为某人所创，这正如仓颉造字、蔡伦造纸实不可信一样。 

还有的学者认为，关于定名隶书的义理，可以从“隶”的本义上作解释。吴白甸先生如是说：“《说文解字》中解释‘隶’的意义是‘附着’，《后汉书，冯异传》则训为‘属’，这一意义到今天还在使用，现代汉语中就有‘隶属’一词。《昔书，卫恒传》、《说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认为隶书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而对隶书起初是所谓 “辅助性字体”这样的说法是有争议的，有的学者就认为它应该是篆书（是大篆而不是小篆）的草写。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当一种字体基本定型之后，它便可能向两种方向发展，一种是向更加规整的方向发展，一种是向更加草化的方向发展。规整化的结果使得这种字体得以完全确立，草化的结果便是产生新的字体。

所以现在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小篆是对大篆的规整，而隶书则是大篆的草化，它的产生应先于小篆，事实也是如此。早在产生秦小篆以前的时代，篆书的一种便于书写的简体——古隶（草篆）便已产生。因此隶书的问世应该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古代先民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简化、改进的结果。它从孕育到成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有“隶自古出”的说法，但“隶自古出”到底“古”到什么时间？最好还是从出土的简帛中找答案。简牍崛起于殷商。《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竹简。《史记》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么看，竹简书春秋战国时已普遍应用。１９７８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共２４０多枚，合计字数６６００字，约写于公元前４３３－４００年之间，属战国早期。竹简的书法风貌，基本是起笔逆锋而入，线条粗重，走笔则疾速劲挺，收笔尖细瘦健。这种用笔方法，显然受北方蝌蚪文的影响。横画的特征大多向上略弯下垂，结体以纵长为主，章法的布白空阔疏朗。很显然，这批竹简的书风与同时出土的铭钟铭文、石磬文字相接近，还不是什么隶书。虽然曾侯乙墓竹简的书风属于大篆，但是它的纵长取势已分明有小篆的体态，间杂其中的方笔和直线，已经在传递着一些微弱的隶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