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散议（五）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拾人牙慧，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前221年）后，向全国颁布的官定文字。不仅是秦始皇巩固统治的需要，同时文字本身的演变也为统一提供了基础。当时，丞相李斯奏请统一文字，一方面废除六国杂用的古文和区域性的繁字，一方面以秦国通用的籀文（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属大篆）为基础，加以简化改革，成为小篆。为了区别，前人称籀篆为大篆，秦篆为小篆。由于大小篆是继承和连带的关系，所以有部分文字相近和相同，简化是相对的和总体而言的。

由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国，明令以小篆为天下通行的文字，又由于东汉许慎收集全部小篆，所编《说文解字》，流传至今，因而小篆就成了中国古代研究、理解、传播文化的重要中介工具。因此李斯作小篆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具有伟大的功绩。秦代小篆流传下来的文物，还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和铸刻在诏版、秦权上的文字。据说都是出自李斯的手笔，也是篆书法的标准样板。小篆字体极为规范，偏旁有统一的写法，笔画委婉曲折，粗细均匀，体式圆浑，分间布白调和对称，字形狭长，上部紧密，下部开朗舒展，给人以刚柔相济、爽朗俊健之感。甲骨贵秀劲，金文贵浑穆，小篆尚柔和，楷行称遒健。小篆用笔，“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篆书用笔也讲求转折、停、顿、按、提、起、住各种方法。而转折停顿，重内蕴而不外露，按、提、起、住的节奏贵在不着痕迹。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很多专家都认为：“秦篆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占领过一代书法或一代文字的历史”。具体而言，它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秦王朝存世时间太短，它还来不及通过它的行政系统强行让所有的异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此外有效的文字教育系统尚未形成。
　　 第二、它没有获得实用的支撑。小篆固然便于辨认，但书写起来却很繁锁。一是在结字上的均匀，二是笔画上的粗细一致。对今天的书家来说，结字均匀、用笔粗细一致均易于做到，但在当时应该是很困难的事，其道理同于让儿童写正正规规的字很难一样。如此繁锁，非但民间应用不取，即使在官方也很难做到——秦始皇时代颁布的国家律令和官方文字，便使用相对草化的诏版式篆书。
    第三、中国幅员辽阔，虽然采取了设立郡、县来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难免会有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地方，如前所述秦皇朝在世时间较短。因此即使是秦皇朝用行政命令来推行李斯所作的小篆，也无法阻止其他的一些文字在民间流传，现在所发现的女书、鸟虫文等是否可以算作一个例证。

女书，作为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湖南省的江永县(江永县，位于湖南南部永州市，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里的生态至今保持着原始风貌，旖旎的田园风光和壮观的喀斯特地貌如诗如画，初到此地，“两山夹一川”的地形映入眼帘；这里毗邻广东、广西，瑶汉杂居，民风古朴，堪称“世外桃源”。香柚、香芋、香菇等特产远近闻名，是广州人饭桌上常见的美味。)。所以又名江永女书。以前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女书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境地。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搜集到的有近2000个字符，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或多或少也有所迁就，变成弯弯的形状。据有关考证，“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发源地应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尤其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或商县一带可能性更大。女书可能是当年居住于陕西商县一带的苍梧族南迁带到湖南江永山区的古老文字。那么，我国文字史至少应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阶段算起，距今约有六七千年历史，比甲骨文还要早3000多年。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前陶文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老文字。陶文考古学的年代证明“女书”的起源年代，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女书”也是目前世界上的古老文字，而且是活到今天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文字史上的奇迹。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江永女书是女子创造的，反映了妇女们的心态。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铸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尽管学者们对女书的起源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李斯所制订的小篆，尽管在官方的文字使用上是起到了规范统一的作用，但留存于民间的其他形态的文字，也跨越了历史的时空流传了下来。女书作为一条漏网之鱼，一直流传至今，可能是一件奇迹，有些文字则是考古学家对社会的贡献，如下面的文字。

鸟虫书亦称“虫书”、“鸟虫篆”。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当然，它并不为吴、越　、楚所独有，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
   鸟虫书的诞生与发展，以楚国为例。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这一点，楚国也不能例外。从考古所发现楚国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利的日益削弱、列国的逐渐强大和地域征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早期字体浑厚遒劲，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鎛钟一类青铜器，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字体“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现了鸟书。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

鸟虫书是在大篆的规范书体的前提下，加进了一些鸟（凤）虫(龙、蛇等)的图形，以及这些图形演化而来的抽象感觉，它使得实用性的文字增加了很强的可观赏性。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说，这种书体的出现，既不是对远古象形文字的回归，也不是文字演化的自律性的必然，而实实在在是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自觉性有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鸟虫书，奇迹般地在民间保存下来，并沿续发展至今，它不光被民间艺人代代相传，作为一种专门技艺，还被民间巧匠搬上了建筑装饰、墓碑铭刻和剪纸图案等。它的语言和审美功能，成为民俗文化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它的进一步发掘研究，仍存在其现实意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段玉裁注：“幡，当作旛，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节。”从现有出土的铜器铭文上看，鸟虫书至迟在春秋中期已出现，并且流行于楚、吴、蔡、宋、越等国。楚国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她逐步统一了南半个中国，丰富绚丽的楚文化，既是南方文化的代表，也是南方各区域文化融合发展的精萃。因而，楚国的鸟虫书在当时不光深深溶人了楚国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鸟虫书应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的年节期间，甚至在平时，当我们漫步在江南的乡间和闹市时，常常看到一些民间艺人用自制的竹笔和木笔等，当众表演书写鸟虫书。他们大多用不同的颜色来书写，更增加了它的吉祥祈福的喜庆色彩。这种民间的书写方式，虽然没有登人书法或者美术展览之大堂，但在民间却有相当普遍的观赏群。在湖北地区的大专院校里面，我们随时可以在学生寝室里面，看到他们从街头巷尾买来的鸟虫书，正而八经地张贴在床头，只是书写的内容往往是根据他们的要求而题写的勉励上进的箴言或警句。
     综上所述，可见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而至战国大盛。在出土兵器数量上，以越国兵器为最。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和学者研究，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中原一带。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时间已接近二百年；从数量上统计，仅属于越国器者，就多达70余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较大突破，对于江中下游鸟虫书的起源，楚国和吴越地区都是处于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