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散议（七）

隶变的微弱信息还可以从春秋晚期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看出来。侯马盟书的字体是所谓的蝌蚪文，亦即王国维说的“东方古文”，以毛笔书写在玉石上，量极大。１９６５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５０００余件。书写时间为公元前４９７－４８９年。所书文字一字多形，并有大量简化和合写。笔法是起笔重，提顿明显，竖笔也多带弧意，笔画之间有映带、揖让的关系。它对大篆的书法形态已经有所破坏，属草篆的类型。或者说，它的“蚕头”形态和某些笔道中，已有那么几丝隶书的信息，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所谓隶变的早春二月，隶书春天的脚步正悄悄地、迈着轻快的脚步朝我们走来。

一般地说来，草化先于正规化，根据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时期的刻有“冷贤”两字的玉印、战国中期的《楚帛书》和战国后期秦国的“高奴禾石铜权”铭文的字样，可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便已有了和秦诏版相近的书体即草篆——隶书的萌芽书体，亦即后人称为古隶的书体存在。近年来出土的天水秦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为我们追溯隶书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确实的证据。可见，在秦当时，官方使用的篆书体系便存在着正、草两种。当李斯等人为秦始皇歌功颂德时，其心态恭谨而虔诚，他们选择了篆书的正书——正楷化的小篆，一丝不苟而显得拘谨、呆板；诏版主要用于记事，实用的需要决定诏版铭文选择了篆书的草书——“草化”的小篆，字形大小不拘，行列不整，结构疏密不一。按理，诏版是皇帝用来发布诏书的，用途既正规，书写时应该像《泰山刻石》一样工整严谨。但事实上，秦始皇刚刚统一中国时，有许多法令需要颁布，一项法令又必须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分布，务必要翻刻多件，当时又缺乏今天这样的印刷条件，因而刻手们无法像泰山封掸那样郑重和从容，只能相对急就，而这实际上也是获得秦始皇认可的。《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即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石的竹木简形成的官文。官文文字连诏书的工整也不如，直接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草篆即秦隶（亦即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秦简相类似）。可见，即使王朝最高层的统治者内部，也没有办法完全使用正规的小篆。

隶变是对篆体文字的简化、草化、快速化，其结果导致字形简化、抽象化、符号化。在隶变的童年时期，这种简化和符号化是局部、少量进行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渐变，至秦始皇初年，隶变的速度突然加快。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官狱职务繁”，加之规定“有事情也，必以书，毋口语，毋羁请”。秦国面临的各种外交事务及国内的公务往来急剧上升，一般官员及文职人员经常要抄写大量的文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便捷、快速的字体。实用需求刺激了秦隶的发展。云梦睡虎地的大量秦简，证明了这一点。睡虎地秦简却已属成熟的秦隶，故有些学者把这视为隶变青春期的前期代表。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便可发现短暂的秦朝实际使用着两个文字体系：一是篆书体系，一是隶书体系。这时的隶书实际上便是篆书的草书体系，而在篆书体系内部又使用着正规和草率的两种书写形态。实际上，从秦朝开始，“中国文字的发展便走向了复线形态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