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这样的平静了。

天渐渐暗沉下来，窗外的树在风中晃动，不远处的马路上不时有车开过的声音。

捧一本书，趴在床上，借着窗口稀疏的光亮，静静地看上一下午，慢慢地把白天看成了黑夜。顾不上吃，也忘记了喝，看到有触动的句子会身上起鸡皮疙瘩。感受这种平实的力量，真好。

微信、微博，在一切表达的工具都趋向于“微”之后，我似乎也很少有这样的心境去面对一个空荡荡的word文档，写这么长的文字来细细梳理自己的思绪。有时会有这样的疑问，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了，已经写不出大学时那信手就来的洋洋洒洒的文章，已经不再有那随时会迸发出来把自己感动的字句，自己的心是不是已经变得不再敏感，不再那么容易去感触、被感动了。

这些年，我去上研究生，去考国新班，去采访名人，去和部委领导交谈，去央视实习，去争取荣誉，去维护尊严和骄傲，去为了一个好的前程参加各种笔试面试，一次次被打击，又一次次地为自己鼓劲。

2012年的夏天，我离开了北京，在上海开始了工作。

工作以后，除了例行的报道之外，我便很少另开一个文档来写写自己。工作了一段时间，很想整理整理自己，把一些来不及想明白的事情想想清楚。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今年1月，我加入了台里的评论部，在所有的电视台中，“评论部”三个字几乎都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代名词。评论部的节目讲求品质和社会担当，注重深度和思考。我所在的节目是一个时长近一小时的周播节目，名叫《1/7》，意思是七天内最受关注的一个小时，一档深度报道的新闻杂志性节目，每期由三个15分钟左右的新闻专题片构成。我是节目最年轻的编导之一，负责当期节目中的一个新闻专题片的“全部”，包括报题、联络、采访、写稿、编辑。由于节目选题覆盖全国，出差便成了家常便饭，常常出了什么事情就立马拎箱走人，奔赴各个现场。出门在外，不仅操心片子，也负责摄制组的吃喝拉撒，像个“事儿妈”。私下里，常和同事朋友打趣，我们怎么就选择了这么一条“苦命的不归路”呢。

广告学的理论告诉我，产品是要区分消费群体的，新闻亦然。我一直认为新闻是分层次的，无所谓高低，只是细分的受众群体不同罢了。《1/7》像极了柴静的节目，面对普通老百姓，做“人”的新闻，讲求深度与调查，注重社会意义。它没有短新闻那般鲜活，但却有着纪录片般的沉淀。记得在学校里的时候，班上挂着横幅“坚守国家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老师和学校，甚至国家对我们寄予了厚望。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扪心自问，我如何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我自己了解她吗？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不了解这个广袤大地上的人民如何生活，不了解各行各业的人怎么想怎么做，不了解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多少种活法。于是，我选择了这里。

新编导的一次培训会上，领导们拿出了CBS《60 Minutes》般严谨的操作规范。制片人说，“你要和采访对象交心，让他打开心扉”。我的一位师姐，目前是京城有名的CEO，她在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人要活到淋漓。所谓幸福，就是体验的最大化。作为新闻人，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与生活打滚。

找选题联系采访的过程十分磨人，需要耐下心来，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筛选判断。深入去了解常常会发现，有的新闻事实并不像被报道出来得那样感天动地，而有的当事人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并不单纯。有的希望媒体帮自己解决困难，有的希望媒体能为自己申冤，有的希望借助媒体对某一方施加压力。各有各的诉求，适不适合去采访，值不值得去拍摄，往往需要细细衡量。

我的第一位拍摄对象是南京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儿子今年五十多岁了，左腿残疾还有精神障碍，动不动地就会往外跑，老太太自己一个人照顾着他，儿子往外跑她也就跟着追，不管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儿子一发病就得风雨兼程。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老人早早地就在路口等着我们，家里摆好了水果招待我们，我们不走她就也不吃也不喝，采访结束以后还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特别喜欢听我叫她“奶奶”。

除了这份无私的母爱之外，片子主要讲的是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老奶奶最大的心愿是有一个合适的机构能收留他的儿子，让儿子在她死后也能有人照料。但儿子的情况养老院和精神病院都不愿收留，我们跟老奶奶跑了半天最终也没帮她解决这个困难。之后有做过孤独症孩子的片子，他们同样在上学和社会生活中遭遇很多难题，或是歧视或是排斥。有时会有这种感觉，常常希望能通过采访帮到采访对象什么，但往往又感到很无力，好像到头来，除了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遭遇如实地报道出来，我似乎为他们做不了什么。

片子吸不吸引人，往往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在北京做过一个亲情与利益博弈的片子，弟弟给亲姐姐捐骨髓治病，却要姐夫给九十万元的补偿金，这个节目采用对剪的方式，把双方的矛盾展现出来。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成好人，另一人是坏人，实际上这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人性是复杂的。深入去了解了，才发现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适当的理由，只是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校园投毒的节目。当时复旦发生投毒案令人震惊，我在家里也坐不住了，主动向领导请缨。黄洋的父亲从老家西川赶到上海，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对他的采访阻力很大，他说，“我想不通，儿子那么优秀为什么有人会去害他”。在北京，朱令的父母同样也有这样的困惑，这个曾经如花似玉的清华女大学生，会弹琴会游泳，学习好，人也漂亮，被人先后两次投放剧毒卧病在床、神志不清，而幕后真凶却一直无法到案。在朱令家，她的父母是很本分的知识分子，朱妈妈看着朱令原来的照片叹息，“她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生了一场重病，她不知道是有人把她害成了这样，她的青春还停留在二十年前”。

他们的遭遇让我愤慨，他们发病时候的画面让我震颤，但在片子中，我只能提供事实信息，是非善恶交由观众去评判。

人是一样的，你生在这儿，我待在那儿，都是偶然，都是大千世界中渺小的一粒。人不可能孤立而成，每个个体都与无数他人牵连着，而这一个个的个体则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厦门公交爆燃事件中，有人评论说，“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我”。我们的选题往往也是这样，寻找的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题目，新闻主人公的遭遇不是偶发，它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百姓。

在《看见》中，柴静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做新闻，就是在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

记得柴静在书中写自己刚加入《新闻调查》时的困惑，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我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在给导师的邮件中，我曾向他请教，做深度报道怎么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穿透表象看到深刻。导师回复说，“能做深度节目是一个电视人的幸福，深度需要思考，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好好努力，好好享受”。

20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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