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洗马河转移到王家庄，天渐渐地凉下来。这个厂就一空架子除了基建办连厂领导都没有，条件和北京那个厂根本没法比。没有住房，也没地方租房，只好搭帐篷。糟糕的是由于第一次到贵州来，对这里的艰苦情况估计不足，帐篷根本不够。如果按照正规配置，一个班就得一顶帐篷（三个班），队部和后勤人员一顶，仓库一顶，共需五顶帐篷。那年我们只带了一顶棉帐篷两顶单帐篷，三十来号人咋住？听说过‘打通铺’吧，我们就打‘通帐篷’，三顶帐篷串联在一起，然后在帐篷里再打‘小通铺’每两两床并在一起。这样总算把三十来号男人全‘塞’进‘屋’里了。问题是还有位女同胞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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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拍摄于一九六六年元旦，左一为‘曹工’左三（抬水的）为本人。上传于2013年5月30日。）

说起这位女同胞，她可不是来探亲的家属，而是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姓H，上海人。哎，你说一位女同志学啥专业不好，偏学什么地质专业。估计也是让那‘地质队员之歌’给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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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拍摄于一九六五年冬，上传于2013年5月30日。前排右起第一人、中排左起第一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地质技术员。照片的拍摄者 也是北地毕业。 图中九人是部队复转军人，两人是工作组成员。）

解决了住的问题，还有吃饭问题。饭厅，对我们来说就太奢侈了，但总得有个做饭的地方。还好，当地的生产队给我们腾了一间房。这房子有个‘小阁楼’，就是在房梁之间铺了一些板子，很低矮也很黑。这个‘阁楼’就成了H的‘闺房’，不过这闺房得爬梯子才能进得去。

贵州多雨。我记得在我们到王家庄之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只出了两个半天的太阳，其余时间不是雨霏霏就是雾蒙蒙。睡在帐篷里漆黑一片，只有听见鸟叫才知道天亮了，真是歌里唱的‘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一点都不错。住的帐篷，睡的行军床，就是一种可折叠的帆布床，那个潮湿劲就别提了！外面湿漉漉，帐篷里也一样。进到帐篷里也是‘叭叽、叭叽’的，离不开胶靴。发给我的是旧胶靴，那靴子看起来好好的，谁知穿到脚上后才发现漏水！鞋里边又是水又是泥，弄得两脚冰冰凉。这鞋没法穿，只好拿皮鞋当胶鞋穿。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双老化得不像样子、满是沙眼的破家伙！

女大学生H在她的‘闺房’里住了几天之后，说什么也不住了。一是阁楼上老鼠太多，这帮鼠辈还欺负她是女生根本就不拿她当回事，张狂得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老鼠，这个小东西很多人都怕的，更不要说一个弱女子，H那见过这阵势？二来，那地方孤零零的一间房，离我们的帐篷还有些距离，万一要遇见坏分子咋办。就算是没有坏分子，晚间山风一吹，门板咣当作响也挺吓人，所以H坚决要求要跟大伙一块住到帐篷里。没法子，只好用帆布在帐篷靠山墙的地方给H隔出了一个‘单间’，也就是比一张行军床稍宽一点的空间。

大家伙都住在帐篷里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相互干扰影响休息。开钻之后是三班倒作业，星期天也罢，节日也罢，只要没终孔钻机不能停。上中班的同志到晚上11点就得起来去工地接班，为了防止过点误事就要靠闹钟定时。晚11点正是好睡的时候（没有电，不能看书不能读报，最多听会儿收音机，天黑之后除了睡觉别无选择），那闹铃的响声在黢黑寂静的夜晚声音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刺耳。其实上班的同志也是很自觉的，闹钟一响立马把止闹钮按下去，生怕吵了大家。除了闹铃声，帐篷里漆黑一片，手电筒也得开吧。虽然接班的同志轻手轻脚。尽量不言语，多数的同志恐怕都醒了。接班的走了，到一点来钟的时候下班的同志该回来了。这前前后后两个钟头，瞌睡轻一点的人真是没法睡。一天、两天好办忍忍就过去了，几个月真难熬。

和我床挨床的是参加过中印反击战的退伍兵老X。老X典型的陕北大汉，身高一米八几，魁梧结实，嗓音洪亮。在部队是五好战士，中共党员。有天深夜，我们被老X的大叫声惊醒。我慌忙打开手电，只见老X坐在床上两眼直愣愣的，呼呼地喘着粗气，两手在床上抹来抹去。这时我闻见一股臭味，仔细一看老X把便便拉到床上了，两手把臭粪都抹到我的床上来了。这会儿大家都起来了，兼职卫生员老曹（老曹也是反击战下来的，在部队就是卫生员）赶紧掐老X

的人中，还真管用，不一会老X僵硬的身板松了下来，气也匀净多了。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由通信兵部队转业，在部队就是指导员）已经让司机发动好了车子，要送老X去州医院。卫生员老曹说，已经不要紧了，明天吧。一阵忙乱之后，大家帮老X清理了床铺，我也把床单拿掉了，还好没把我的被子弄脏。从那次犯病以后，老X就一直是眼发直、神情呆滞。经医院检查认为老X是癫痫病，已不宜从事野外工作。

我不知道老X为何会得这么个病，也许因为艰苦工作环境的缘故。要说艰苦，我相信部队更艰苦一些。也许老X认为转业了，本应该有一个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没想到来勘探队工作，依然这么艰苦。这样的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只好憋在心里，结果鳖出了毛病诱发了癫痫。在我们队里还有一位也是反击战下来的老H，也是心理问题，导致十来年之后在无锡的工地上吊自亡。七十年代一位顶替分配到水文队工作的小伙，工作才一年多就得了精神病，很多年一直在精神病院生活。这种情况虽属个别，也反映了勘探队工作的艰辛，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当不了勘探队员。记得我的一位师傅说过：咱这工作，好人不愿干赖人干不了。

贵州的冬天其实也挺冷，下雪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又冷又潮。住在帐篷里感觉更冷，睡在行军床上更是冷上加冷，能喝酒的同志就喝点小酒抵御风寒。我天生不能喝酒，所以一年下来就落下了膝关节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皮袄、皮裤通通搭到被子上依然是冷。在工地上吃的也是冷饭。工地的人要等家里的人开过饭之后，由炊事员把饭挑到工地，到了工地饭菜早凉了，吃凉饭喝凉水那就是家常便饭，我的胃病也是那时落下的。水文地质钻探施工中离不开水。起下钻时拧钻杆全靠一双手，冬天湿漉漉的手套不离手，那是啥滋味？后来我的十指关节也落下了毛病。大拇指关节常常不能自动弯曲，得用另一只手把关节揉一揉之后，听到‘嘎巴’一声响拇指才能复位。医生把这病叫‘弹响指’，形象的很。其它的指关节也不同程度的疼痛。队上还有一位反击战下来的退伍兵，也是陕北人，姓Z。说到老Z我想多说两句。老Z有个绰号叫‘气死牛’，所以我们就叫他‘老牛’，或者干脆叫‘牛’。老Z的绰号是在部队时战友们送给他的，说起这个绰号来颇有些英雄气，所以老牛也很乐意大家这么叫。原来在一次行军途中给部队驼辎重的牦牛在翻越雪山的时候挣死了，老Z把牦牛驼的东西全抗在了自己的身上，从此得了个‘气死牛’的称号。当兵的人在行军路上的单兵负荷就得几十斤吧？再加上牦牛驼的辎重，那得多大力气？老牛这身体肯定是倍棒，可几年之后老牛的掌、指关节全都脱位，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这就是我们所从事的勘探工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伤害。关于这段时间的感受，我曾经这么写过：

云贵高原雨蒙蒙 ，冬雪压低单帐篷 。工衣常湿身不暖 ，行军床上衾褥寒。

这就是我们在王家庄的那个冬天，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迎来了六六年的元旦。元旦的前夜黔东南州的州长特意邀请我们到州政府做客，为我们举办茶话晚会。在晚会上我们全体队员满怀豪情地高唱《地质队员之歌》，作为对州领导同志的答谢。

春节前夕我们暂时离开了王家庄，回到西安修整、冬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