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和鼓浪屿正道院

    ■1999年拆除前的正道院（（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

    鼓浪屿中华路5号正道院旧址，曾经深藏着厦门共济会的秘密。这个洋人帮会组织的故事，随着1999年该处旧址被拆除而最终消失。为此，本版约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陈煜博士，以海外史料为我们解答因文史资料缺失留下的困惑与疑问。

    19世纪厦门共济会扩张迅猛

    共济会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其英文字面的意思是“自由的石工”，前身是中世纪的石匠行会，近代则摆脱了“实践性的石匠”性质，成为“思想性的石匠”，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团体。共济会是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和宗教色彩的兄弟会性质组织，强调博爱和道德操守，早期多为地下活动，不同的会所有各自的暗号、手势等秘密语言，后来其组织状况和活动逐渐公开。
    鸦片战争之后，约在1759年至1760年间由瑞典商人带到广州的共济会开始兴旺起来。1878年6月，在厦共济会员开始筹划成立会所，并于同年12月11日举行了奉献仪式，该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爱奥尼克会所，编号1781”，规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二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席福，首批会员有29人，主要是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不过，它是一个无害于当地人的秘密社团。
    不久，爱奥尼克会所就向位于伦敦的总会请求扩张，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本会所已有足够多的会员，无法满足更多居民的入会请求，且本地有许多导师级的会员，渴望成立皇家拱分会，因此必须在本地成立另一个会所，两个会所间的良性竞争也将有助于共济会精神的推广”。这一请求于1878年11月获准，12月11日举行了奉献仪式，新会所的全称是“厦门科林斯会所，编号1806”，规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举行集会，首任导师是Albert Leigh，首批会员约31人，主要来自厦门海关，也包括一些来自福州、高雄和上海的船员。
    厦门共济会员于1879年12月提议成立皇家拱分会，并于1885年5月16日举行了奉献仪式，其全称是“厦门分会，编号1781“，隶属于爱奥尼克会所，首批会员达28人，规定1月、4月、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集会。也就是说，厦门共济会总共有两个会所和一个分会，规模很大。

  ■1879年完工时的正道院（《厦门：港口和会所》）

    由于在厦门的共济会员人数众多，早在1878年6月就开始在鼓浪屿筹建会所。这一请求在同年12月获得总会批准，为此成立了信托委员会和建造委员会，建筑费用达6000块银元，建筑设计是由香港共济会员W.Danby提供，工程开始于1879年4月，完工于11月。
    从哲夫等编著的《厦门旧影》（2007年）和哈佛那《厦门：港口和会所》（1978年初版）两书中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年正道院的模样。
    正道院建筑呈长方形，南部房间向东突出，形成L型，基地入口设在北侧，整个产业由石墙围起。建筑为两层，一层为石砌，仅开设小窗，看上去像是坚实的基座；二层南部房间设有尖券型的双柱式窗，北部房间外带尖拱券走廊，有着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坡屋顶四周有着栏杆式女儿墙，三角形山墙正中塑有共济会的标志。
    根据共济会员的回忆：“建筑沿东西向布置，入口由东端台阶而上，建筑大约是22米长、15米宽，有着一宽敞大厅（约15米长，7.5米宽），南端有一窄长的餐室，由于申请人必须从高级监护人的左边进入房屋角落，因此正道院的‘东向’实际是在建筑的西边。委任状悬挂在导师座椅的上方，大厅南墙中央有管风琴，餐室东端有一茶水间，还有存放盛装和长袍的房间，半地下室里住着中国门房和他的家人”。
    正道院山墙上的共济会标志，是由经典、方矩和圆规组成（有时仅有方矩和圆规），象征了共济会精神，这三样器具不仅暗示了共济会与石工的渊源，也代表了共济会思想中对自我完善的要求，也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规矩方圆”。共济会虽然是一宗教组织，但并非基督教组织，其会员必须是有神论者（即必须相信超人类的存在），会员的宗教信仰多元，厦门共济会曾有两位拜火教（袄教）成员。

    根据史料记载，厦门共济会的入会标准相当严格。申请人必须是大家所熟悉的、记录良好的人士，入会需缴纳总费用50块银元，且需有一位提名人和一位附议人。入会投票采用著名的“白球规则”——如果申请人获得的都是白球，即为通过；获得两枚黑球，则代表被拒绝；如有一枚黑球，则需进行重新投票，如果还没通过，则需下次会议时票决。厦门共济会对访客也有着严格限制，不仅需要提供证书、通过考试、还要有人担保，如果访客将会所内发生的事情泄露给他人，将会被禁止再访。
    对于共济会和正道院，当时的厦门人一直怀着敬畏和好奇。据社科院房建昌研究员的揭秘文章描述：1941年日军占据鼓浪屿时，一位叫内藤顺太郎的日本人带兵查抄正道院时，在地下暗室里发现了一个考究的棺木，里面躺着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骷髅，那是该会的祭祀标志。
    共济会，在中国常被误以为是三合会一样的秘密团体。事实上，目前全世界大约有500万共济会会员，总部设在伦敦，历史上著名的会员包括莫扎特、乔治·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马克·吐温、丘吉尔、本杰明·富兰克林等。
    厦门共济会成员热衷于中国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汉学研究三巨星之一的瞿理斯（1845—1935），他1878年出版了《鼓浪屿简史》，1880年在厦门首次发表了《共济会在中国》，该书在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瞿理斯曾先后担任过厦门两所共济会所的导师，在英国驻华各地的领事馆服务长达25年，后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1881年部分厦门共济会员曾请愿在厦建立共济会华中地区总会，并提名瞿理斯为总导师。

    进入20世纪，随着厦门商务的衰落，外国人数也逐步减少，爱奥尼克会所于1905年正式解散，曾隶属于它的厦门分会也转归于科林斯会所，1924年以后也渐渐停止活动。1941年秋天，科林斯会所在厦举行了最后一次正规会议。同年12月8日凌晨3点，日本秘密警察包围了正道院，将所有的书籍、记录、乐器、证照转移到鼓浪屿工部局，传闻这些东西被带到港口装上了一艘货船，不知所踪。
    太平洋战争胜利之后，一些厦门共济会员转移到香港，于1948年6月在港重组厦门科林斯会所，1978年12月11日举行了百年纪念大会。自1980年初起，不断有会员重访鼓浪屿正道院，1996年组团10人拜访会所旧址，他们悲凉地预测破败的建筑不能久存，3年之后果被拆除。遗憾的是，有着120年历史的正道院没有留下必要的测绘记录，如今对它的追忆只能仰赖流散海外的片段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从目前保留下来的契约来看，正道院坐落在“鼓浪屿土名兴贤宫东首地方”，北临番仔球埔，东面是大马路，南面和西面都是汇丰银行产业，这块地是由黄彬斋1878年租与席福，于1879年11月获厦防厅批准注册，并于1880年6月在英国领事馆完成注册。在爱奥尼克会所被解散后，此地产于1926年1月转到科林斯会所名下，该地契于1931年存放于汇丰银行。1947年厦门进行外国人土地重新登记，汇丰银行获准将地契转交给了大北电报局的J. B. Norgaard（厦门共济会员），他安排手下的一位职员住进正道院看管房产；1948年离开厦门前，他将契约转交给了安达银行的Melchers（厦门共济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