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单位门口的花店。店主看见我进来，热情招呼。我一一问了花价：白菊，百合，康乃馨……最后决定要一束黄色的康乃馨。老板说，过节嘛，花比平时要贵好多。康乃馨也不错，不过，我建议你买红色的。这两种红色都很漂亮，平时买的人很多。我说，就要黄色的，买20枝。店主说，说实在的，黄色康乃馨店里没有那么多，你一定要，我只好再去别的地方拿。

    今天，特别想回家。

    我想起以前好多事。

    初中毕业，为了早点成为“公家人”，我听从父母的安排，上了中师。中师快毕业那一年，我得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一个征文一等奖的奖金，200元。我把它如数交给父母，让哥哥姐姐给自留地买化肥。哥哥姐姐没有用我的钱，父母用它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在他们的憧憬中，很快，他们的小女儿就会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骑着这辆崭新的自行车，穿过村里人来人往的大街，到村口的学校去教书。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在自己熟悉的村里上班拿工资，吃在家里住在家里，天天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是的，在他们眼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可是，毕业前一个月，我选择了考师大深造。而且，我非常幸运，全校那一年考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大一放假回家，已近花甲的父母，在我们巷口的大路边盖了一个小卖部。窄小的黑乎乎的门窗，很少的破旧的砖瓦，几乎全是土坯。就是靠这个小卖部和课余做家教，我念完了大学。

    我上的师范大学离家大概有200公里远。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回一趟家。每当我踏上那条大路，就能看到父母坐在小卖部门口的身影——佝偻而且老迈。门口的其他人看见我，就会说：“你爸你妈都往路口看了你多少回了。”大三大四，同学都熟了，也懒得在路上跑了，可是，想到父母每到月末那巴巴的眼神，我就会毅然踏上归途。

    后来毕业参加了工作，结婚有了孩子，我总是两星期回一趟家。那时父母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小卖部也盘给了别人。可是，每当我走到大路口，就能看见父亲依然坐在小卖部门口，坐在自己的小竹椅上，跟别人谈天。脑溢血后的父亲行动不便，他的小竹椅是他的一根拐杖。我心里明白，父亲吃力地来到那里，就为了早一眼看到我。再到后来，父亲就不能走出小巷了，他只能坐在我们家门口等。

    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回家。虽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今天我这个女儿可以不回家。

    毕业以后，我每次回家，总要买点儿东西，或者点心，或者绿豆糕，或者母亲爱吃的酸柿子，父亲爱吃的卤肉火烧。每每我问父亲想吃什么，他总是说：“什么都不想吃。”父亲从来没有要我给他买过什么，除了后来他走不动了，要我为他买药——降压灵或者止痛片。母亲说，家里放上零食，父亲从不主动去吃，总是母亲给他手里放上什么，他就吃什么。不知是因为病食欲没了，还是父亲除了看到我们，就不再有别的需求了。

    今天，我不想给父亲买任何的零食，只想给父亲买一束花——一束黄色的康乃馨。

    今天依旧是个节日，几乎家家的孩子都要踏上回家的路。我想，父亲，他也一定在等着我归去。只是，他会是在大路口等着我呢？还是在我们家门口？或者就在花繁似锦的春天的田野上？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节俭。所以，我以前总是买一些实用的东西给他。今天我想，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奢侈的或者说精神的礼物？

    那是一个噩梦——离别的时刻像夏天的一场急雨，劈头而来。我想找一件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放在父亲手边，让他一拿起来就会像看到我。可是我找不到。父亲常听的半导体，是他在小卖部时自己买的；父亲常用的电筒和小刀，是他在小卖部里带回来的；父亲总戴在手上的一块表，是他老以前托亲戚从北京捎回来的，已经戴了20多年。我找遍了父亲的卧室，竟然找不到一件我买的可以给父亲作念物的东西。失悔和疼痛让我几乎窒息。

    手捧一大把黄色的康乃馨回到家里，母亲抱怨我花这冤枉钱干什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我没有说话，把它们轻轻地插在父亲面前的一个瓶子里。我看到父亲沟沟壑壑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沧桑的笑。

     我任由自己的泪尽情流淌。

     今天是父亲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