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在太原回运城的路途中，我接到几条短信，反映报社某项在太原的费用因为没有按时交，要产生一些滞纳金。该同志有些激愤，认为这是有些人不作为所致，这是不把单位的钱当钱，把单位的小钱不放在眼里。对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考虑了一路。说实在的，这件事的责任归谁，要查清楚很简单，按报社的有关规定，要怎么处理也很简单，完全可以交给有关的领导或者部门负责人处理。但是我想，有必要由这件事引起一场讨论。老百姓说，拔起萝卜带出泥，这件事虽然不大，也许引发的思考将是很有价值的思考。

第二天就是报社在运城联欢的日子，联欢完就要放假，是春节上班再提这件事？还是趁热打铁，当天就说？在联欢会前说这事，会不会影响有些干部或员工的情绪，进而影响第二天联欢的气氛？我想了想，认为还是不要拖延为好。这个话题抛出来，大家在假期里也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另外，如果责任真追到谁头上，他不能正确对待，那就说明不仅仅是工作疏漏的问题了。

因为搬家和人员调动，太原和运城办公室工作在多半年内调整了两次。在工作交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有必要把两边办公室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个会，通过讨论这件事的责任问题，扭转一些同志对后勤服务工作重视不够的现象。同时，我想，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而且马上要过年了，会议不要开成疾风暴雨式的，形式可以新颖一些，语气可以温和一些，能引起大家思想上震动就行了。

下午四点是联欢会的预备会。预备会很简单，我询问了有关环节负责人的准备情况，就宣布两边办公室人和分管领导留下，其余人散会。有些同志似乎不相信会议如此简短，我从他们的目光中读出了这种疑问。但是我心里明白，下午的会才正式开始。

我开始宣读短信的部分内容，我看到好多人的脸色变了。有的凝重起来，有的紧张起来。会场上鸦雀无声。我想，可能大家在想，领导这是要拿谁开刀呢？

我说，今天我们不开表扬会，也不开批评会，我们来开一个讨论会或者说辩论会，讨论一下滞纳金应该谁来交。可以告诉大家，报社不会交这个钱，因为报社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谁的责任谁来交！有关人员可以为自己申辩，也可以去拿有关证据，证明这件事的责任不在自己身上。现在，请有关同志去取自己的交接说明书。李军（总编助理）同志把自己和樊菁菁（副总编）同志签交的《关于编辑工作的备忘录》也拿上来。

很快，李军把自己的备忘录拿了上来，我请在场的人一一传看。办公室工作的交接书迟迟没有拿上来。应该是三份，后来拿上来一份。据说一份暂时找不到，一份至今没有签。

尽管极力控制，我的火气还是上来了。有人开始解释，有人在下面做旁证。后来，我说，这件事今天不下结论，把另一份交接书找到后再说。如果交接书上有，那就是某某的责任；如果交接书上没有，那就是另一个人的责任。还有一份交接书没有签，为什么不签？大家都看了助理的交接书了，不知大家有什么感想？他的备忘录写得非常详细，从稿费、图书资料保管、人员工资、通讯费用到各个编辑人员的性格特点、优劣势等等，都做了详尽的说明。而且，还对以后的工作做了建议。从李军同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责任心、效率意识以及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呢？……

随后，我以凌厉的语气发表了我对这件事的思考。

最后，我告诉大家，因为收费那位大姐的好心肠，这笔滞纳金没有交。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并不是真要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应该清楚。

后来回到家后，我想，我在会上说的话是不是重了呢？其实我也了解，办公室工作很繁杂，有些事做不到位是有客观原因的。而且，办公室有关人员工作经验不足，应该给予适当的宽容。我又打电话问了在场的两三个人，问他们的感觉如何。他们觉得，我的讲话原则性很强，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如果会前跟一部分人沟通一下，取得配合，会场效果会更好。我也这样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要来个突然袭击，这样大家思想上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这件事过去二十天了，我还是想再来谈论一下这件事，并希望大家都来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