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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忘却
马庆云/文
纪念的意义是叫民众不要忘却历史,不要忘却我们的民族发展史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纪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深刻的不知不觉地忘却。
南京大屠杀,我们的纪念已经转化为对一个简单的数字地纪念,甚至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也在于这个数字上面,三十万与二十几万的意义不大,它的真正值得纪念的是这数十万的民众是一个一个被残害的。纪念不应该是一个数字的纪念,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灵魂与道德的震撼,须知,一切生命都有他生存的权利,但这种生存权利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剥削的。
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在许多场合已经沦丧为一种政教意义上的活动,失去纪念的本质意义,过多的部门把这种纪念当成自身组织学生活动、组织群众活动的幌子,根本无视这几十万人是怎么被一个接着一个屠杀的,在他们心中,重要的是这种纪念活动,而非纪念本身。这使笔者想起一个笑话,某君凭吊,痛哭流涕,终了问上一句死的是谁!我们许多人的纪念,已经沦丧为这种形式上的纪念活动,而非发自内心的“警醒与告戒”。
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专门讲纪念活动,他说这种纪念活动一旦展开,则沦丧为浮华,所有人都知道纪念,而不知道血淋淋的生命是怎样地陨落,形式的纪念是民众最大的悲哀。佛教中有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之分,我们要纪念的事件本身就是小乘佛教,要经受戒酒肉戒女色的终生煎熬,而大乘佛教则认为在某天吃上一顿斋饭则成为善男信女,修身成佛了。生命陨落的纪念,正是这种大乘佛教,仿佛我们在固定的一天纪念南京大屠杀,就俨然得到了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在南京大屠杀中要纪念的到底是什么?
南京古都,自古伤痕累累,战略要地,必然成为兵家之必争,血肉的残杀可以把这个古都埋葬数十次,仿佛南京的每一个墙角,都有战争惨死的孤魂。元军的屠杀,清军入关后的屠杀,曾国藩破入太平军后的屠杀,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其实,所有的这些屠杀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可当我们提起南京大屠杀时,有谁还能记起历史上的这屡次惨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我们已经转化为一种仇日心理上的纪念,如果这件事情的所为者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民族内部的人,那将也向曾国藩的屠城一样,不知道不淹没到历史的哪个角落中去了。
所有的屠杀,性质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非人的,值得纪念的。我们要纪念的,不是某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血海深仇,不是某个民族的军队对某个民族的民众开了多少万的杀戒,而是一种人性,凶残的人性,在战争与冲突中扭曲的人性。对扭曲人性的纪念,要远比一个几十万的数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纪念沉重的多,也有意义的多。我们不应该怀恨历史,而应该发自内心的惧怕历史的重演。
仇恨可以忘却,我们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仇恨的忘却,我们已经不知道这几十万的生命是怎样被一个一个地杀戮的了,只有事件的当事人可以清醒而警觉的记住那段历史。所有的公开的纪念,都是对先烈对英灵对冤死者的亵渎,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完全了解他们当时的历史,完全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
纪念的意义不应该是对日本的仇恨,这种仇恨会使我们的民族走向巴以冲突一样的深渊,纪念不是为了再次把你的仇敌屠杀一次来雪耻雪恨,对日本的盲目仇恨是对自身的一种毁灭。有些人在网络上说,韩国人爱国,他们从来不买日货,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韩国的留学生跟我说,日本的货便宜,我们为什么不买,买最便宜的反而节省我们国家的外汇。这是真正的一个自强民族的发展观。我们说,抵制日货,本田汽车本来就已经是中国制造,它的性价比好,那我们为什么不买,虽然它挂着日本的名字,在资本市场世界化的今天,还有哪一个品牌是安全属于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中国的民众,在世界化的眼光中还是有些短见。
我们不应该仇视任何民族,不应该用血腥的目光看待历史,而是要反省历史,反省人性,检讨我们人类身上的血杀与残暴,对人性的劣根进行挖掘,努力屏弃这一劣根,争取在世界之林中成为合格的世界之人。
对人性的检讨与纪念,应该比对民族仇恨的纪念更有意义的吧。或许,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忘却,现今我们有谁还记得南京到底被扭曲的人性屠过多少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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