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的红围巾”后记

十多年以前，当我正式离开中国，去到德国生活的时候，我心里已经跟写作进行了告别。我开始写作很早，也获得了各种能够获得的奖项。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写空，我没有新的感受可以写出来。我不是一个刻苦的人，只是凭着性情和兴趣写东西。我很怕再写下去会重复自己。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斥了很多很多的书，少我一本书，对这个世界毫无影响。

于是我开始了新的人生。为德国电视台拍摄传播中国文化的纪录片，我走过了沙漠，草原，戈壁和高原。毫不夸张地说，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我切身经历了中国这些年每一刻的细微变化。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而当我在巴黎、伦敦、东京和罗马这样的地方行走时，我也没有很多异乡人的孤独和隔膜。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张开了臂膀，把我拥抱入怀。我生活得充实，精彩，也很快乐。

偶尔，在机场来去匆匆的路上，看到朋友们写的新书，我会买下来。在候机时、在旅途中仔细阅读。我钦佩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自始至终的坚韧不拔。感慨自己原来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分子，现在却做了逃兵。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惭愧。我觉得写和不写，都是一种负责的生活态度。在我到德国后结识的朋友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经是个作家，曾经写过很多书。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把德国人民交纳的电视频道经费大把大把砸到中国的人。

时隔十多年又重新开始写东西，我要感谢三个人。

周益民，一个优秀的语文特级教师。这些年来，他收集了所有我发表过的文字和所有对我的文字的评论文章。他在他情景教育的语文课上反复用我的作品作范文。他在“亲近母语”的论坛上一篇篇地贴我的作品。他反复提醒我，在我的祖国还有人喜欢我的作品，还没有忘记我。在他第一次在南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束花。那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美的鲜花之一。

章文焙，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她是一个温和宽容的学姐。她也是唯一一个坚定不移地把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新书和催稿信一直寄到德国的编辑。我是一个不喜欢也不善于保存旧东西的人，但她十多年以前给我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去年的八月，当我和摄制组在青岛的德国建筑里往返穿行的时候，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把我以前的得奖作品重新出版。她说，我还应该再写几本新书，他们会给我出一个系列。在她读完我刚写的《少女的红围巾》以后，她告诉我，她已经把它邮给了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她想让她的女儿读我这本书，她觉得，我的书对孩子尤其是对女孩子很有益处，她甚至把这本书比喻为女孩子必读的圣经。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她作为学姐对我作品的偏爱。但是，一个母亲把我的书推荐给她的女儿，其实已经给我颁了一个大奖。

还有一个是我的先生。在我刚到德国时，他就在海边别墅的花园里专门给我修了一间小房子让我写东西。而我很无耻地让它成了蜘蛛和老鼠作祟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对我突然不写东西耿耿于怀，甚至有一种内疚，以为是他和我的相识让我放弃了写作。他是这些年来那个唯一经常大声提醒我曾经是个作家的人。当我在电脑上敲出这本书的第一个字时，他的欢喜和欣慰实在是难以形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把我打造成一个东西方结合的淑女。但我明白，其实他最喜欢的还是我做我自己。

最重要的是，蓦然回首，我有了这十多年新的生活经历，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感受，我希望能与人分享。而那些曾经的女孩子们和现在的女孩子们，就是能跟我共同分享的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