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长青之路

 谭汝为

    自1997年天津市修辞语用分会成立至今，天津市的语言应用研究得以蓬勃开展。早在10年前，马庆株教授就指出：“在迈向21世纪的时刻，语言学应该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研究，特别是要开展汉语修辞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当务之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庆株、谭汝为主张：“面对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要求，修辞语用研究应贴近现实，深入生活，既注重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着眼于语言实际应用的研究；既注重思辨性的探讨，更立足于社会调查和科学试验。”（马庆株、谭汝为《开创修辞语用研究的新局面》，《修辞语用探索》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这些年来，天津市语言学会与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密切合作，把语言学研究从单一、狭隘而封闭的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引领到丰富多彩的语言现实之中。具体说，解决了三个带有方向性问题。即：语言研究如何为本市语言文字工作服务；语言学专家与语言文字工作者如何进行有效的双赢合作；语言应用研究如何为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服务。在这三个方面，天津市语言学会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走出了一条生气勃发的创新之路。

    从历时角度观察，语言不是静止不变的纯理性的产物，而是动态的、感性的，永远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语言学家对于社会语言中出现的某些逾规出格但又广泛流行的习惯用法，不应动辄就套用语法规则去批评，加以禁止；而应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善于从这些似乎无理的形式中寻找出隐含着的某种合理的因素，并加以中肯的解释。语言学工作者不要整天板着面孔，横挑鼻子竖挑眼，扮演“语言警察”“语言法官”之类的角色；倒可以充任“语言导游”或“语言参谋”，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善于因势利导，把人们带进绚丽多彩的语言世界，在灵活运用中去分享其中的乐趣。

    进入新世纪，笔者的语言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学术转向，就是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上。这体现在民俗语言研究、地名语言研究、修辞研究和社会语用研究等四个方面：关于民俗语言研究，出版了《民俗文化语汇通论》（38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发表相关论文8篇，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关于地名研究，出版了《天津地名文化》（20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关于修辞学研究，出版《诗歌修辞句法与鉴赏》（20万字，澳门语言学会2003），发表相关论文10多篇。

    另外，我们以创新的理念和视角潜心于社会语用研究。笔者将语言修辞理论与鲜活的社会语言实践相结合进行，先后在《语文建设》《修辞学习》《语文月刊》《学语文》《现代语文》《阅读与写作》《今晚报》《天津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调整语言观，促进语言发展》《新生词语和网语、酷语》《规范社会用字》《普通话三题》《“国事”与“国是”》《说“语商”》《说“愿景”》《繁体别字》等系列文章。

     在天津电视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时代·新词语”“店名与语言文化”“地名与语言文化”“民俗语言·年文化”等谈话节目。在市社联和天津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天津历史文化行系列讲座”中，分别做了《天津地名与地域文化》《从语言学角度论析天津地名》两场学术报告。

     在《今晚报》推出“词义探幽”专栏，发表谈词语运用规范化文章数十篇。为纪念天津建城600周年，在《今晚报》《城市快报》上先后推出“天津地名漫话”“天津卫老胡同”和“天津地名考”等专栏，发表地名语言方面的文章200多篇。这些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地域性熔为一炉的系列文章，龙虫并雕、雅俗共赏，在为语言理论的普及，为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服务上，略致绵薄，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

    随着电脑的普及，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和网络语言的出现，群众语言生活呈现出平民化和多元化的两大趋势。生活的创新、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必然带来语言应用的创新。创新就意味着背离固有的观念、突破原有的规范。修辞学研究应当紧紧抓住社会语用这个主脉。语言的生命在于运用，只有在运用中，语言的潜能才得以发挥，语言的功能才得以实现，语言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语言学研究就应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唯其如此，研究者就会像农夫一下子走进一大片沃野，可任你种植花果粮食；唯其如此，才能把语言学研究从单一、狭隘而封闭的学术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引领到丰富多彩的语言现实之中。

    语言应用研究在新世纪的蓬勃发展，语言理论与语言观念的不断创新，必然极大地促进语言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将语言学研究真正引上一条常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