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文化里，方言占据重要地位

                                                    谭汝为

    方言，尤其方言词汇，是各地人民群众富于创造性的文化产物，也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的方言作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能随意贬斥或一味抹杀。

    我们研究城市文化，当然应重视地域文化对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当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就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分野来说——以西安、咸阳为代表的秦文化，以洛阳、开封为代表的河洛文化，以保定、邯郸为代表的燕赵文化，以济南、临淄、曲阜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以武汉、长沙、岳阳、荆州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福州、泉州、漳州为代表的闽台文化，以广州、雷州、琼山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以梅州、赣州、长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既各不相同，又交相辉映，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璀璨多彩。地域文化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其典型的外在特征之一就是方言。如果各地的方言都消亡了（只是一种假设，实际是不可能的），与方言密切关联的地方戏曲、曲艺、歌曲也就随之式微，那么地域文化也就无从体现了。

    就拿天津的城市文化来说吧。有人说天津文化可分三大类——典雅的城厢文化、俚俗的码头文化和外来的租界文化。其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的文化特征更侧重于码头文化，而码头文化与天津方言更是相辅相成的。请看天津著名作家林希在《九河下梢说码头》一文中的描写：

    天津人讲“精气神儿”，天津人骂人是“死蔫蛆”，全都是码头遗风。天津人连吃饭都带着码头气派，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吃大饼卷牛肉，把这种吃法叫“吹喇叭”，就是不能因为吃饭误了潮起潮落的时间。……既要相互适应，又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混个热闹”，把钱挣到手是“真格的”。天津人讲最后目的，不注重过程，只要“大面儿”上过得去，没有那么多规矩板眼。光在一个码头上混，天津人说是“栖锅底”算不得是本事，要有本事跑码头，在各个码头间跑来跑去，这，就是《日出》里胡四说的那个名词“吃得开”。……“老牛筋”不行，“老执鬼”不行，先要有“人缘儿”，然后才会有“饭缘儿”。必须八面玲珑，天津人说要会“来事儿”，如此，才能在天津这个大码头上“横趟”。

     正如 林希先生精辟的剖析，像上文中的“精气神儿”“死蔫蛆”“吹喇叭”“混个热闹”“真格的”“大面儿”“吃得开”“老牛筋”“老执鬼”“人缘儿”“饭缘儿”“来事儿”“横趟”等富于天津地域色彩的方言词语，都是码头文化的产物。研究某一城市的方言，不能忽视对其地域文化的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割裂了地域文化的滋养、孤立而刻板地研究方言，其后果只能获取一些枯萎褪色的植物标本。不仅遏止了民俗语言蓬勃向上的生机；而且对方言或民俗语言的性质、生成、源流、传承和变异的机制和规律，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

 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无庸讳言，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逐渐降低。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尽管方言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但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是为全民族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个地区的民众服务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这样做也行不通。

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应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年轻一代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的能力，并在公务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承认地方方言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但使用方言的范围将有所缩小，这也是正常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