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集注》（增訂本）出版

曹   旭

再  版  後  記

一

　　拙《集注》問世以來，受到好評，也受到批評。

　　令我欣慰的是，無論是好評還是批評，都出於善意的維護，因為讀者和同行已經把這本書看成是「公共學術財產」，代表了新時期《詩品》研究人皆可以利用的平臺。

　　正是由於這份「公共學術財產」產生的責任，使我再版的時候，不得不對它進行全面、認真的修訂，誠惶誠恐的心情，就像當初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寫出來一樣。

二

　　新版的《詩品集注》是增訂本。增訂本的意義，一是增，二是訂，具體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改正了原來書中的錯誤。如錯字、誤字、衍字、缺字、誤名、不準確的標點符號等等，這些錯字和衍字，有的是印刷錯誤，有的是繁簡體和異體字轉化的錯誤，有的是我的筆誤。由於集注必須採擷他人的觀點，轉述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又轉述前人的成果；或解釋、或品評、或摘句、或褒貶。有的引文殘缺不全；有的文字魚魯虎帝；有的觀點混在一起。且古人引用，常憑記憶，多有記錯的地方。原來集注的宗旨是照錄，不加改正，反正是古人或前人說的，錯誤當由古人和前人負責，甚至標點符號也不改正。但是，為了對相信本書的讀者負責，是應當改正的；不改正，無論是古人或前人出錯，都是《集注》的錯，讀者和同行就是這麼批評的。

　　二是做了統一體例的工作。統一了形式、統一了體例、統一了避諱字、統一了著作的稱名。原來以為統一體例很容易，其實很難，難就難在，在不同的場合，同一種內容會有不同的處理，這就使體例不能統一。此次確定了新的校勘、注釋和參考原則，所有的引書、引文，都列入「徵引書目」；我的按語，均加「旭按」注明，以清條貫。

　　三是對「校異」、「集注」、「參考」部分重新整合，補充新釋義，增添新內容。

體現在「校異」上，則更重視隋代和唐初的資料，特別是《梁書·鍾嶸傳》所引《詩品序》的文字，因其通篇完整，未加割截，當被視作唐初，甚至唐以前《詩品》原本的序言，在校勘上的意義是其他資料無法替代，也無可比擬的，因此，在本次校勘中佔據主體的地位。

鍾嶸逝世以後，《詩品》也許通過蕭綱之手流傳下來。雖然鍾嶸「吟詠情性」的詩歌美學，對蕭綱產生很大影響；但根據目前的資料，我們還無法找到蕭綱直接回應鍾嶸《詩品》的證據。

　　梁亡後是陳，陳亡後是隋，在鍾嶸逝世後的六十年到一百年之間，隋代劉善經的《四聲指歸》，把鍾嶸《詩品》作為聲律上的批評對象，第一次引用了《詩品》；一百二十年到一百三十多年以後，唐初所修的《梁書》和《南史》分別引用《詩品》，其中《梁書·鍾嶸傳》引用了完整的《詩品序》。《南史》引用了「沈約」條和「丘遲」條的品語。這為校勘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材料。尤其《梁書》和《南史》都有鍾嶸的傳記，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鍾嶸的生平和言行，本次增訂，便將《詩品》放在鍾嶸的生平中去互證。

　　「參考」部分除引用歷代評論，還充分引用同時代，甚至在鍾嶸以前詩人的「擬作」，如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此外，如顏延之的《五君詠》、沈約追悼朋友的詩，廣義上都是評論，而且是比一般評論更重要的評論。

　　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是齊梁時代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詩學評論資料。它不僅在沈約、鍾嶸、劉勰以前，就圈定了哪些詩人最重要，哪些詩人擅長什麼題材，有什麼風貌，還基本上展現了自漢至齊梁的詩歌美學；揭示了由於時代、地域、詩人性格不同，帶來詩歌風貌的不同。在江淹看來，詩歌美學應該有多種形式。比起當時「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以及「貴遠賤近」、「重耳輕目」（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自序）的人，不知道要高明幾百倍，故此序特別有學術價值。

    更重要的，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用擬代評，其實是沈約、劉勰、鍾嶸的先聲。沈約、劉勰、鍾嶸有很多地方都吸取了江淹的詩歌美學。特別是一般人不注意的陶淵明，最早給陶淵明詩歌地位的，不是沈約，不是劉勰，不是鍾嶸，也不是蕭統，而是江淹的擬詩。故此次修訂，列為「參考」，讓讀者看到中國古代詩學評論紛呈的精彩。

　　「參考」部分還補充了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題辭，因為有些詩人的集子，已經失佚了，今天看到的本子，是張溥輯出來的。因此，他的題辭很重要，應該列入「參考」。

　　「參考」所列詩人詩歌，可與鍾品理論相參照，這是陳延傑《詩品注》的發明，王叔岷先生認為非常有意義。但原來的附詩不很規範，缺漏和錯誤很多，今一併修訂補正。又數人同評，原「參考」混雜，讀者閱覽不便，今按詩人先後排列，同一詩人，先詩後評。

　　「集注」部分，一是改正原来注釋的錯誤，如《中品·謝朓》條對「頗在不倫」的解釋，以前釋為「不類」、「不同」都是錯的；承華東師範大學蕭華榮教授賜教，應該作「良莠不齊」解，竇臮《述書賦》上：「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述書賦·語例字格》：「不倫：前濃後薄，半敗半成。」因知鍾嶸此評謝朓詩利鈍不一，雜有良莠。此即下文「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之意。這對《詩品》的詩學理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字，慶倖增訂本《集注》改正過來也。

　　二是補充新的文獻資料。增訂工作應注意吸取學術界的新成果，如域外漢學界對毛伯成資料的發現。以前注釋都以為毛伯成的詩已經佚去，但今人又從德藏吐魯番北朝寫本魏晉雜詩中，發現了他的詩歌殘卷，雖然還有點問題，也已殘缺，但彌足珍貴。

    有的詩人生卒年不詳，有的籍貫、出生地被我注錯了；這看起來和品語沒有直接關係，其實是解讀《詩品》深度意義時潛藏的礁石；通過近年來學術界的不斷努力，有的問題已基本解決，有的在相當程度上得到解決；有的雖有疑問，但目前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在詩人的生卒年上，我吸取了王發國教授考證的成果；在詩人的籍貫和出生地方面，吸取了陳元勝教授的研究成果；此外，還兼采了梅運生、羅立乾、蕭華榮、楊明、陳尚君、鄔國平、張伯偉、陳慶元、宋紅、力之、蔡錦芳諸先生的研究成果；同門吳承學、彭玉平關注鼓勵，在此一併致以學術的敬禮和深切的謝忱。

　　集學術界先進之精華，補充、增訂《集注》，提供建言，是我的責任。

　　《集注》中每改正一個錯字，補充、增加一條新材料，都像《集注》裏又來了一位高明的賢人；賢人多多益善，無數賢人合在一起，研討奇文、解析疑義，那就是《詩品》高朋滿座、少長咸集的盛會了。

三 

　　在學術的田野裏，有人用的是收割機，我卻是個拾麥穗的孩子。

面對《詩品》研究的新成果。一年一年、一點一點地將這些新成果的「麥穗」積攢下來，做到顆粒歸倉。

    經過增訂和完善，經過作者和研究同人在爐火邊的敲打和酒邊的斟酌，現在的「校異」、「集注」和「參考」，均在原來的基礎上得到全面優化；呈現給讀者的，已是涅槃過的《詩品集注》。

因為它已不是原來流傳五十多種版本中的一種，而是集注者在大量不同系統版本和宋代類書、筆記、詩話校勘基礎上產生的鍾嶸《詩品》「新本」。 「新本」力圖恢復《詩品》原本文字的面貌。

　　在「新本」文字的基礎上，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古今中外研究者的成果於一帙，這是新版《集注》的意義，也是我治專書的理想和追求。

裴松之注書，廣泛搜輯資料，補充原書。他注釋的方法如他自己說是「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裴注的體例，其進書表說有四方面：一是「（陳）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二是「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離，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三是「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四是「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拙《集注》解釋字詞、串講文意外，注意事實的增補和考訂，正是用裴松之注書之法。

　　翻檢學術專著如入一城市，當有索引可以指路。王元化先生屢次對我說當今學術專著無索引之弊，慷慨激切，聲色俱嚴。由此承命謹補「《詩品集注》綜合索引」於卷末。

四 

　　我和我的學生，组成了一個向西天取經的團隊。為了見到真佛，取得真經，在通向理想國崎嶇不平、充滿磨難的道路上，學生幫我牽馬、挑擔、探路、降妖；和我一起跋山涉水、逢凶化吉。在十多年的增訂過程中，陸錫興、孫力平、查清華、朱立新、胡光波、文師華、歸青、丁功誼、劉強、趙紅玲、王澧華、傅蓉蓉、楊合林、黃亞卓、傅新營、胡建次、王順貴、張紅、蔡平、趙紅菊、楊鳳琴、吉定、楊賽、邱美瓊、袁向彤、葉當前、王偉萍、郭本厚、韓蓉、張喜貴、楊濱諸博士；楊遠義、文志華、劉萬華、劉慶安諸博士生；柯昌禮、邱慧蕾、邵曼、黃磊、陳芳、周銀鳳、譚燚、范志鵬、周忠起、張慧芳、侯娟穎、趙宏諸碩士，韓永燕、張旭蓉、彭雪琴、陳波玲諸碩士生，一起幫助校勘原文、核對資料；特別是歸青、吉定、楊賽、譚燚和韓永燕，為本書做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此次《集注》增訂再版，大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圍坐分羹。

五 

　　想起，十多年前，臺灣東海大學召開「魏晉南北朝文學討論會」，討論學術、辯彰源流，兩岸學者歡聚，海峽學術同歌。

　　上午十點「茶敘」，會議休息，很多人到外間喝茶，我仍在會場閱讀論文。一個風度嫻雅，步伐優美的女學者走到我們面前，用尋找的目光，在我們臉上掃過，走回主席臺。又向我們，如此反復再三。

　　主席臺那邊有人用手指點，她走到我面前。问：

　　「您是曹旭先生？」

    我說：「我是曹旭。」

    她說：「哇！您怎麼這麼年輕啊！」

　　我說：「我已經不年輕了。」

　　她說：「我和家父都以為您是九十歲的人了。」

    大家都笑了。

    她說：「家父邀請您今天晚上到我家作客。」

    她就是剛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回臺灣，在臺灣大學執教的六朝文學專家王國瓔教授，「家父」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王叔岷先生。

　　王國瓔教授說，您的《詩品集注》出版後，我們買了一本，家父很欣賞您的文獻功底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次東海大學會議，知道您來參加，家父說：「要見見曹旭先生，請他來我家作客。」

　　我喜出望外，欣然前往，談甚歡樂；王叔岷先生把他的學術著作和詩、詞、文都送給我。

　　以後每次去臺灣，我總要拜望王先生。不幸的是，2008年8月21日，享年九十五歲的王叔岷先生於四川家中逝世，令人痛惜良師。

　　呂德申先生是北京大學教授，對《詩品》研究亦有重要貢獻。1985年10月，我到北京訪書，拜會呂先生；談了注釋《詩品》當以元祐七年（1320）《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為底本的諸多問題。當時，他的《鍾嶸詩品校釋》尚未出版，後來出版，便成為國內最好的《詩品》研究、注釋著作，在校勘、注釋等方面超越陳延傑、古直和許文雨。關於這一點，我在《文學遺產》1988年第2期曾以《詩品研究的新成果》為題，撰文論其學術成就。以後去北京，也每每拜訪呂先生。但就在王叔岷先生仙逝不久的12月26日，86歲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呂德申先生也去世了。桌上唁函，令我震驚。唁函中寫，呂先生臨終遺言：逝世不開追悼會，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先生的一生，以及《鍾嶸詩品校釋》再版「後記」，都簡樸得如同一張舊紙，如同他長年穿的灰蓝色的中山装。

　　雖然王叔岷先生和呂德申先生出處不同、經歷不同、執教的大學不同，但同樣是堅持學術、堅持理想、淡泊明志；同樣是冰清玉潔的人品、山高水長的師風。

　　又，在我修訂的過程中，驚悉韓國著名《詩品》研究家車柱環先生也逝世了。

　　車柱環先生在韓國開闢了鍾嶸《詩品》研究的重要分支，他的《鍾嶸詩品校正》、《鍾嶸詩品校正補》，以及他學生李徽教的《詩品彙註》，都是《詩品》研究中的經典。對韓國現在李哲理等人的研究，有奠基性的影響。

　　記得在韓國大田召開東方詩話會議，我和車柱環先生晤談一室，臺灣汪中先生也在坐；拙《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出版，車柱環先生賜韓文序，高誼芳情，令人感激。

與諸先生游處之日，連輿接席，丝竹并奏；煮酒論文，信可樂也；今長者一時俱逝，令人掩卷痛惜。

　　惟可告慰者，諸先生之學術，已在《集注》中濟濟一堂。故此是學術，亦可志人；學術歷程，亦是生命之歷程。

                                     　　　　　　　曹   旭

                                  　　　　　　　2009年5月14日

　　　　　　　　　　　　　　　　　　　　　　於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萬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