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流傳千載，對後世文論、詩論產生重大影響，這從後人對《詩品》的接受和拒斥中可以反映出來。

第一個對《詩品》作出評價的是隋代的劉善經。鍾嶸謝世，《詩品》流傳六十多年後，劉善經著《四聲論》，他在贊同鍾嶸的某些觀點，說《詩品》「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脁之詩末句多蹇，降為中品。侏儒一節，可謂有心哉」以後，即代表沈約，對鍾嶸提出的批評進行反批評：「嶸徒見口吻之為工，不知調和之有術，譬如刻木爲鳶，搏風遠颺，見其抑揚天路，騫翥煙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爾之巧思也。四聲之體調和，此其效乎！除四聲已外，別術此道，其猶之荊者而北魯、燕，雖遇牧馬童子，何以解鍾生之迷！」又說：「或復云『余病未能。』觀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縱使華陀集藥，扁鵲投針，恐魂歸岱宗，終難起也^〔二五〕」

在鍾嶸死後的六、七十年間，四聲入詩初期帶來的弊端正逐步被克服，四聲八病的理論主張經過永明體和宮體詩人的實踐，已不斷得到修正與完善，詩學本身的發展，證明了聲律論的可行性與生命力。此時的劉善經，當然會嘲笑鍾嶸聲律觀點的偏執。

    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鼎盛時代，隨着詩歌實踐的進程，詩歌理論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詩品》在唐代的存在和被關注，主要反映在正史記載和評論家的著作裹：姚思廉的《梁書》和李延壽的《南史》，都為鍾嶸立傳，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鍾嶸的生平、家世、仕宦、學歷、交遊和寫作《詩評（品）》

的情況。《南史》記載了鍾嶸寫《詩評》的原因；《梁書》全文摘錄了《詩評序》；《隋書．經籍志》著錄「《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第一次出現《詩品》之名。在評論家的著作裹，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中說：「踳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以一種不屑和不滿的口吻，表明了《詩品》在唐代詩人心目中的存在。追慕玄遠，開以禪論詩先聲的釋皎然，態度頗與盧照鄰類似，執意把會不會寫詩，看成是有無資格評詩的先決條件。以為鍾嶸既非詩人，就没有資格妄評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也許唐人急於創造，強烈的自信使他們不甘人後，故必當掃除成說而別開生面，別創新途。

《詩品》對唐詩和唐代詩論的影響，除影響皎然《詩式》的外在形式和詩歌美學，還通過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和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顯示出來。殷璠和高仲武都沒有直接提鍾嶸或《詩品》之名，但他們編選的兩本唐詩選集，從體例形式、審美標準、聲律觀點乃至用詞遣句，都明顯地受《詩品》的影響，對所選詩人的品評，更有祖襲、搬用《詩品》的痕跡^〔二六〕。

宋代是一個比較理性的社會，《詩品》在宋代的流傳和影饗，主要表現在正史、詩話、私家著錄和叢書類書四個方面。

正史有宋代歐陽修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從追溯唐代宰相鍾紹京世系出發，詳細地追述了鍾氏世系。

宋詩話如葉夢得《石林詩話》、黃徹《●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何汶《竹莊詩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姚寬《西溪叢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趙與時《賓退錄》、王楙《野客叢書》等，在引錄《詩品》和前人的論述中，則保留《詩品》序言或品語。其中以《竹莊詩話》、《詩人玉屑》采擷尤多，為校勘本文，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隨着社會生活、文化消費和印刷業的發展，與詩話興盛同步，各種類書、叢書和私家著述也發展起來。這些類書和叢書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其中徵引、節錄《詩品》的有李昉等編的《太平御覽》、王應麟的《玉海》和鄭樵的《通志》；全文刊載《詩品》的有託名狀元陳應行，實為北宋末年蔡傳纂輯的《吟窗雜錄》和章如愚纂輯的《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吟窗雜錄》今存明刪節本，《群書考索》有元刊本（為此集注底本），對《詩品》的文字校勘和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王堯臣的《崇文總目》卷五文史類、陳騤《中興館閣書目．集部·文史類》、尤袤《遂初堂書目．文史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文史類，都有關於《詩品》的著錄。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論溫庭筠、李商隱：「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自注：「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其論劉琨諸篇，句意亦與《詩品》相近。

    在元代，鍾嶸和《詩品》都未免寂寞，也許那時人們更喜歡聽書看戲，而不喜歡誦詩。因此，除脫脫《宋史．藝文志》著錄「鍾嶸《詩評》一卷」外，元刊《山堂考索》便成了唯一的慰藉。

    至於明、清，版刻的眾多、校注的出現、研究的深入，成了突出的現象。郭紹虞先生稱「是書晦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也許正是由此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