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興盛起來的《詩品》研究，百年來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在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詩品》中還有一些疑難問題沒有解決。這些疑難問題包括：（一）鍾嶸身世中的疑點：曾祖父爲什麽任後魏永安太守？（二）《詩品》中的兩條注文；（三）《詩品》中詩人的職銜稱謂；（四）《詩品》中的誤文；（五）未品詩人研究。
    本文即最大程度地收集資料，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詩品》所存疑難問題作一點自己的解釋。

一．鍾嶸身世中的疑點：
    曾祖父爲什麽任後魏永安太守？

    鍾嶸身世有一個疑點：曾祖父鍾源任後魏永安太守。
    這個問題，以前沒有發現。一般研究者以爲，鍾嶸高祖、曾祖、祖父史無其名，不可考稽。後來，查閱他家譜時發現，鍾嶸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均有其名，不僅有姓名、字號，還有仕宦情況：高祖鍾靖，字道寂，爲潁川太守；曾祖鍾源，字循本，爲後魏永安太守；祖父鍾挺，字發秀，爲襄城太守，封潁川郡公。又進一步發現，《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上也有記載，其世系雖與《鍾氏家譜》有出入，但“三祖”的部分完全相同，經比較考察，此世系是可靠的。七世祖鍾雅至鍾嶸世系爲：鍾雅——鍾誕——鍾靖——鍾源——鍾挺——鍾蹈——鍾嶸。
    發現新材料，對考證鍾嶸的身世很有幫助，但鍾嶸身世，竟有我們完全沒有瞭解的一面。隨之産生的疑問是：爲什麽高祖鍾靖爲潁川太守，曾祖鍾源卻任後魏永安太守？祖父鍾挺又爲襄城太守，封潁川郡公？
    我們知道，鍾氏曆仕漢、晉要職，七世祖鍾雅因護元帝過江，爲建立東晉王朝作出貢獻，封廣武將軍。此後鍾氏便世居建康（今南京），何以高祖鍾靖仕潁川，曾祖鍾源仕後魏？祖父鍾挺又仕襄城？其時，潁川早已淪爲北方政權的轄地。是不是根據當時的習慣，人在南朝，官封北地，這些官銜只是空的封號？即使“潁川太守”、“潁川郡公”是，“後魏永安太守”也絕不是，因爲它屬於北方政權，應是實有其職，實行其權的。那麽，這個“後魏永安太守”與前面的“潁川太守” 、後面的“潁川郡公”是什麽關係？祖孫三代犬牙交錯的仕宦經歷，顯然隱藏著一段不爲人知的疑點。對此應該如何解釋？
    我的假想是：鍾氏的高祖、曾祖、祖父，其仕宦經歷會不會與當時的陳伯之有類似之處？陳伯之爲齊江州刺史，梁武帝起兵討齊，陳伯之降梁，協助平齊有功，封豐城縣公；梁天監元年，他又投降北魏；梁伐魏時，由於丘遲的勸說，陳伯之重新降梁。在鍾嶸高祖、曾祖、祖父，包括鍾嶸生活的時期，南方政權與北方政權互相對峙，長期進行拉鋸戰爭。雙方你來我往，互相攻伐，混亂紛紜，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包括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這不僅帶來城市的殘破，萬姓的死亡，還使土地歸屬屢易其主，將帥郡守朝叛夕降成爲那一時代特殊的景觀。
    陳伯之降魏時，其親屬、妻妾仍在梁地。梁武帝的政策如丘遲在《與陳伯之書》中所說的，是“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假如鍾源任後魏太守，身居僞官，其家屬子女仍在南朝，情況與陳伯之相同，那鍾嶸的家庭無疑會受到牽累，並與東晉政權處於某種對立的地位，由此蒙受巨大的政治陰影和生活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鍾嶸與父祖輩的關係，鍾嶸只提從祖鍾憲，列於“下品”，與謝超宗等人同條，並轉述：“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顔、陸體。用固執不移，顔諸暨最荷家聲。’”由此，我們知道二點：一是，鍾嶸寫作《詩品》，事實上有家學淵源、先輩指導，這是人們忽視的；第二說明鍾嶸與祖父一輩尚有接觸、交流；鍾憲能對鍾嶸談詩，鍾嶸記住並寫進以後的著作，可見鍾嶸當時年齡已不再小，由此推斷，鍾嶸應該有與父親鍾蹈、祖父鍾挺，甚至曾祖鍾源共同生活的經歷，瞭解在這個家庭內所發生的的一切。鍾嶸在《詩品》中沒有提鍾蹈、鍾挺、鍾源，也許他們不善五言詩，無法評論？也許有一個鍾憲代表就夠了，自己的父親、祖父、高祖，直系親屬應該避嫌疑？
    不管怎麽說，鍾源仕北魏的經歷，會使他們家庭處於山川的阻隔、政治的磨難、親人的思念、分離的痛苦之中，儘管這一變故到鍾嶸祖父和父親時已經結束，但創傷和陰影會重重地壓在他們心裏。
    從祖鍾憲在評價詩歌，並對大明、泰始詩風作出批評的同時，會不會把家庭的悲劇，把詩歌的感蕩和人生的感蕩告訴鍾嶸？在解釋大明、泰始詩風漸趨華美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向鍾嶸表明情性與詩歌的對應，悲劇與情感的發生？不得而知。
    但是，鍾嶸的詩學理論，既有時代風氣的影響、前代文論家的遺傳，也會與自己的身世有關。從宋都建康到後魏永安，再到襄城，必定有悲歡離合，魂夢飛揚。鍾嶸也會由家庭的悲劇，聯想“楚臣去境，漢妾辭宮”的歷史悲劇，聯想屈原的《九章》、《九歌》和《離騷》，領悟人生悲劇和詩歌發生的關係；從家庭個人的艾怨，聯想整個社會的怨悱，貫穿漢魏晉宋以來“以悲爲美”的傳統；理解江淹《別賦》、《恨賦》所蘊涵的社會意義，最後把“怨”與“雅”同時作爲重要的審美標準，以評判詩歌的優劣高下。
    鍾嶸論詩歌的作用是“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從鍾嶸的身世可知，這並不是簡單重復孔子“詩可以群，可以怨”的陳言，而有自己家庭悲劇的“潛臺詞”。
    在當時的文論家只把“自然感蕩”和“四季感蕩”作爲詩歌發生的根源時，鍾嶸卻說：“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把“人際感蕩”也作爲詩歌發生的重要原因，超越了同時代的批評家，也許並非鍾嶸一時心血來潮，天才創造，而是融入了自己的身世，表達了家庭的悲愴？總之，決非泛泛虛語。
    假如是這樣，我們就能找到隱藏在鍾嶸文學觀念背後的社會原因和家庭原因。這就是，中國古代文論家在構造理論、形成觀念、提出自己新見解的時候，一如古代詩人在寫他們生命的歌，同樣有他個人身世和家庭命運的參與。
    當然，在有新材料證明以前，以上說法僅僅是個假設。但我相信由此深入，弄清鍾嶸身世及其詩學理論的關係，《詩品》研究便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二．《詩品》中的兩條注文

    《詩品》中有兩條注文，既不知何時注，也不知何人注。兩條注文都在“ 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
    一是《吟窗雜錄》本、《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詞府靈蛇》本一系，“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標題下，均注有“小名客兒”四字。
    二是退翁書院本和《歷代詩話》本系統各種明、清版本，條末“故名客兒”後，均注有“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十字。由於現存四十多種版本都有此注，故以《津逮秘書》本、《夷門廣牘》本和《歷代詩話》本爲底本的新注都携帶此注，但只說“原注”、“舊注”，沒有，也無法弄清何人注，何時注，頗有些來路不明，故亦屬疑難雜症。
    第一個注在《吟窗雜錄》。難點是現存的《吟窗雜錄》本是宋人輯、明人刻。此是宋人注，宋以前人注，還是明人注？都有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明人注。因爲明人刻《吟窗雜錄》時，對其中所輯的內容，包括對《詩品》作了刪節，“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即刪去“頗以繁蕪爲累”至“故名客兒”品語。
    是不是刊行者擔心讀者讀不懂謝靈運小名的來歷，故在“謝靈運”標題下注“小名客兒”？但這樣的話，又何必先刪“故名客兒”再注“小名客兒”，豈不多此一舉？還有，假如宋，或宋以前謝靈運標題下即有此注，何以明刻時刪正文而不刪注文？這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也許先有一種版本刪去“故名客兒”，後來刻的覺得看不懂，又注上“小名客兒”？但目前所見的版本，都是刪、注並存，未見只刪不注的存在。
    第二個注同樣不知注者，亦不知注於何時。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教授甚至以爲是鍾嶸自注：“或爲撰《詩品》之時，或其近期所加”，“看來很可能是自注。”，《詩品》成書時即有①。
    ①詳參清水凱夫《詩品謝靈運條逸話考》，載日本立命館大學中國藝文研究會《學林》第11號，1988年11月10日。

    我以爲，清水凱夫教授說的“自注”可能性不大。鍾嶸不可能爲自己著作的某個字面加注，因爲這樣做，無疑是先畫一條蛇，再添一隻足，不僅破壞全書的結構體例，也會産生不勻稱和失衡的感覺。既然“治”字要注，書中其他僻字難句何以不注？這是講不通的。而且，從“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的口吻看，也與拙文《詩品流傳史》明代部分所舉鍾惺、馮惟訥的注法類似。屬明人口吻，不合齊梁人的習慣甚明。
    在現存的版本中，最早出現這一注文的是明正德元年（1506）退翁書院鈔本。此外還有明正德丁丑（1517）顧元慶的《顧氏文房小說》本，再往前追溯，就沒有線索。比退翁書院鈔本略晚的《吟窗雜錄》本系統，因刪去該條的後半段，“故名客兒”後有無注釋不得而知。元刊《群書考索》及其系統本雖無此注，但《群書考索》屬類書，有可能只錄品語不錄注文，因此也無法斷定。這些都給弄清注者和時代增添了麻煩。
    何人注，何時注，是否鍾嶸自注，弄清這一問題，對《詩品》流傳史、研究史及版本的研究都有好處。
    在目前無法證明宋、元以前即有此注的情況下，我的看法是，仍把此二注歸於始見的明代，一併作爲此時代“校注的出現”。
    此外，自“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至“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一段，亦疑爲注羼入本文者。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謂此段“與謝詩了無相干，疑亦後人所注誤入本文。”路百占《鍾嶸詩品校勘記》曰：“《禦覽》引，無上數句，《竹莊詩話》引同。此故事之篡入也。”楊祖聿《詩品校注》亦以爲此五十四字，“與鍾品之體例文詞不一。鍾氏若引故事，必以之證詩人之詩，如‘中品’江淹條、謝惠連條；‘下品’區惠恭條。故疑此五十四字原稿本無（陳學士《吟窗雜錄》本即無此五十四字），或爲後人引《異苑》爲注而傳鈔刊刻羼入也。”說皆可參。
    唯“二注”各本刻作小字，爲注甚明。而此皆刻作大字，與正文相同。各家均理校無版本根據，故未能遽斷。

三．《詩品》中詩人的職銜稱謂

    《詩品》既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的優劣等第，就應該對這些詩人的職銜稱謂法有一個統一的規定。但目前詩人的職銜稱謂存在某種程度混亂：一是稱名、稱字的混亂；二是職銜稱法的混亂；三是人名前職銜稱謂缺漏的混亂。有的可以解釋，有的解釋不通，故屬疑難雜症。

    （一）稱名、稱字的混亂
    最早注意到《詩品》中稱名、稱字有問題的是紀昀。他在《四庫提要》中說：《詩品》“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
    紀昀的說法不對。故古直《鍾記室詩品箋》反駁說：“案：見行《詩品》，如汲古閣本、《歷代詩話》本、《漢魏叢書》本、嚴可均輯《全梁文》本，均稱“齊寧將軍王融詩”，不稱元長，與《提要》異，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齊司徒長史張融’亦不稱字，知非避和帝諱矣。《提要》誤也。”我懷疑紀昀沒有看過《詩品》全文，至少沒有看仔細。怎麽對“王融”、“張融”，標題上兩個“融”字都視而不見，致使大學問家犯了低級錯誤？《詩品》稱名、稱字確實存在混亂，但王元長沒有錯，紀昀說錯了，紀昀的錯誤因古直駁正而變得爲人關注。
    由此可以看出鍾嶸在稱謂上的體例。鍾嶸大致的體例是：標題中稱名，在序或品語中稱字或稱名，稱字可使品評的口吻顯得更加親切，語調和緩，古人稱謂法如此，《詩品》亦如此。如對王融、劉繪等大多數詩人皆是，混亂來自例外。譬如，“下品"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條中的“羊曜璠”（羊曜璠名羊璿之，字曜璠）、“下品"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條中的“殷仲文”、“下品"晉參軍毛伯成”中的“毛伯成”（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下品"齊高帝”等人條中的“齊太尉王文憲”（王文憲名王儉，字仲寶，諡文憲），共四人。
四人中，三人稱字，一人稱諡號。爲何？我的理解是，四人情況並不一致。其中殷仲文、王文憲比較好解釋。殷仲文以字行，字仲文，故當時或後世皆稱殷仲文。如《晉書》本傳、《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續晉陽秋》等。《宋書"謝靈運傳論》說：“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南齊書"文學傳論》說：“仲文玄氣，猶不盡除。”《隋書"經籍志》謂有“晉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才不減班固。”是皆稱殷仲文。《詩品》稱法相同，當無疑義。王儉不稱名，不稱字，而稱諡號王文憲，乃是私尊。王儉是鍾嶸的老師和恩人。《南史"鍾嶸傳》說：永明中，鍾嶸爲國子生時，“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梁書》還說王儉曾薦舉鍾嶸爲“本州秀才”，對鍾嶸特別關愛，鍾嶸由是感激，故《詩品》中稱“文憲”，不直呼其名，品語中亦稱“王師文憲”，見其私尊，這也好理解。
難解釋的是羊曜璠和毛伯成。毛伯成無緣無故，又不屬私尊。我懷疑毛伯成也以字行。《世說新語"言語》篇說“毛伯成自負才氣。”《隋書"經籍志》謂有“晉毛伯成集一卷，毛伯成詩一卷。”唯《世說新語》注引《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鍾嶸未見《征西寮屬名》，或是從俗稱毛伯成？難以斷定。羊曜璠最大的可能，是原標題脫漏，後人增補致誤。因爲通行本《詩品"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條：“才難，信矣！以康樂與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辭，殆不足奇”原脫，與“宋詹事范曄”合爲一條。今據明刻《吟窗雜錄》本補入。明刻《吟窗雜錄》本因有大量刪節而頗爲複雜。會不會整條原文脫漏的同時，羊曜璠的標題也脫漏了？後人因品語中有“以康樂與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辭，殆不足奇”句，而在標題上增“羊曜璠”三字？值得懷疑的地方還有，“羊曜璠”名字前脫去職銜稱謂，羊曜璠曾任“臨川內史”，按《詩品》體例應稱之爲“宋臨川內史羊曜璠”，一如同條何長瑜稱“宋記室何長瑜”一樣。現標題稱謂脫漏未加。又，品語稱“羊、何”，羊曜璠在前，何長瑜在後，但標題卻是何長瑜在前，羊曜璠在後，是不是脫漏增補留下的痕迹？
    我初步以爲，標題不稱名稱字稱諡號的四人：二人以字行；一人私尊；一人標題脫漏增補致誤。

    （二）職銜稱法的混亂
    譬如陸機：“上品"晉平原相陸機”條稱陸機“平原相”，張錫瑜《鍾記室詩平》改“平原相”爲“平原內史”。校云：“《晉書"職官志》：‘王國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地理志》有平原國。則此云‘相’，非也。本傳及《隋志》並稱‘平原內史’。”
    “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稱謝靈運爲“臨川太守”，亦頗有爭議。張錫瑜《鍾記室詩平》改“上品"謝靈運”條中“臨川太守”爲“臨川內史”云：“內史，原作太守。《宋書》本傳及《隋志》並云‘臨川內史’。考《宋書"州郡志》，作內史是也，今據改。”
    張氏改得對不對？今人鄭騫《鍾嶸詩品"謝靈運條訂誤》說：“太守與內史，名義不同，實際則一樣，這是晉宋時的官制。《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云：郡皆置太守，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亦云：宋用晉制，王國太守稱內史。宋時臨川郡是王國，撰《世說新語》的劉義慶即是臨川王，所以《宋書》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州諸郡長官皆稱太守，只有臨川稱內史。謝靈運的官銜當然是臨川內史，《詩品》‘太守’之稱，實與當時官制不合。”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說：“鄭說是也。當據《宋書》作‘臨川內史’爲正。”
    理論上雖然如此，但州郡長官，稱名屢變，歷代又有反復，故世多混用，實際稱法並不那麽嚴格。如謝靈運，《宋書》本傳、《隋書"經籍志》稱“內史”；劉敬叔《異苑》稱“太守”，《文選》注引《宋書》亦稱“臨川（太）守”。相同的例子還有“中品"晉清河太守陸雲”條，《晉書》陸雲本傳稱“清河內史”，《隋書"經籍志》稱“清河太守”；《詩品》通行本稱“清河守”，《吟窗雜錄》一系稱“清河太守”。
    《詩品》標題習稱“太守”，也許當時流傳兩種稱法，稱“太守”是其中的一種選擇。正如當時對王粲、劉楨、潘岳、陸機的評價，江淹說“家有曲直”、“人立矯抗”，但鍾嶸選擇了劉楨和陸機一樣。
    唯“下品"晉中書張載”等人條標題“晉司隸傅玄、晉太傅傅咸”，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作“晉太傅傅玄、晉司隸傅咸”，傅玄、傅咸前官職顛倒。張校云：“《晉書"傅咸傳》：咸以議郎兼司隸校尉而卒。初無爲太傅之事。唯咸父玄乃嘗拜太傅而後轉司隸校尉。仲偉蓋以玄、咸父子同官，嫌無識別，故乙太傅稱玄，司隸稱咸。而爲後人所亂。”至於錯誤的原因，張錫瑜以爲品語稱“長虞（傅咸字）父子”，乃以卑統尊（以子統父），疑此本原作“晉司隸傅鹹、晉太傅傅玄”，與品語相合，“後人覺其不順，又不深考玄、咸歷官之詳，但互易其名而致此誤耳。”今疑不能明也。
    《詩品》職銜稱法的混亂，也許與鍾嶸品詩不喜拘泥的觀念有關。張錫瑜《鍾記室詩平》說：

        至於諸人歷職，多是隨便而稱，不盡舉其所終之    官，難以例定。就其無例之中，細加檢覈，略以顯近。爲重歷者，必稱顯近；若同則舉其最。未據要路，乃稱外官；未登王朝，始稱府佐。

    可見，《詩品》中稱謂的標準，一是，稱其顯近之職，舉其官職之最，這是古之作者遵循的慣例；二是從俗，從實際出發，有時爲服從具體的品評內容而改變稱謂。譬如，“中品"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條，秦嘉最顯也最通行的官職是“黃門郎”，《詩品》當稱“漢黃門郎秦嘉”才是。《隋書"經籍志》正稱“後漢黃門郎秦嘉”。但因與徐淑同條，夫婦同品，品語內容又與夫婦贈答有關。秦嘉後雖任“黃門郎”，但贈答時任“上計掾”，《詩品》遂稱之爲“漢上計”，而不計其職銜之大小遠近也。
    再是，“下品"齊黃門謝超宗”等人條中亦頗有趣，丘靈鞠曾遷尚書左丞，歷通直常侍、正員常侍、車騎長史，終於太中大夫，有很多顯赫的官銜，但《詩品》卻稱其“潯陽太守”，不稱其顯要之職。是否鍾嶸以爲丘靈鞠重要的創作在“潯陽太守”時期？但假如是這樣的話，謝朓任“宣城太守”時詩歌創作最爲輝煌，《詩品》稱謝朓“吏部”，不稱“謝宣城”，是不是鍾嶸和謝有私交，平時就這麽稱，是遵循他們平時的習慣稱法？又，《南齊書"文學本傳》稱丘靈鞠爲“潯陽相”，均未詳何義。《詩品》一書，其稱謂時有與衆不同處，大抵如此。

    （三）詩人職銜稱謂的缺漏
    詩人職銜稱謂的缺漏，《詩品》中亦有數例：一是“下品”的“羊曜璠”；二是“中品”的“宋謝世基”。
    羊曜璠職銜稱謂，當爲脫漏，前文已有假說，當補爲“宋臨川內史羊曜璠”。張錫瑜後，韓國學者車柱環、李徽教亦有論述，但恨無版本根據耳。
    謝世基名前也僅有一個“宋”字，沒有任何職銜稱謂。張錫瑜《鍾記室詩平》說：“謝世基上亦當有稱謂，傳寫脫去耳。”韓國李徽教《詩品彙注》說：“‘宋’字下，脫其官名數位。”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疑“世基‘橫海’，顧邁‘鴻飛’”下“本有品語，乃與上下文一律。今本蓋誤脫也。”但楊祖聿《詩品校注》謂：“《宋書》亦未言世基官位，或非誤脫。”我贊成誤脫說，但證明還有待於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