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中的誤文可分三類：

    （一）詩人名前時代的錯誤
    《詩品》中，冠諸詩人名前的時代多有錯誤。如：“中品"宋僕射謝混”條中的“宋僕射”當作“晉僕射”；“下品"晉侍中繆襲”條中的“晉侍中”當作“魏侍中；“下品"齊高帝”等人條中的“齊征北將軍張永”當作“宋征北將軍張永”；“下品"齊參軍毛伯成”等人條中的“齊參軍”當作“晉參軍”；同條中，吳邁遠的“齊朝請”當作“宋朝請”；“下品"梁秀才陸厥”條中的“梁秀才”當作“齊秀才”等等。這些錯誤都很明顯，因此也不難證明。
    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爲謝安之孫，謝靈運族兄，歷任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因與劉毅關係密切，于晉安帝義熙八年（412）爲劉裕所殺，未能入宋。劉裕受禪，謝晦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隋書"經籍志》謂有“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故當稱“晉僕射”，不得稱“宋僕射“。
    繆襲，字熙伯，歷事魏四世，累遷至侍中光祿勛；卒於魏正始六年（245），未及晉。事見《三國志"魏書"劉劭傳》附。《隋書"經籍志》謂有“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故當稱“魏侍中”，不得稱“晉侍中”。
    張永，字景雲，宋明帝時，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任征北將軍。卒於宋元徽三年（475），未及齊世，故當稱“宋征北將軍”，不得稱“齊征北將軍”。
    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世說新語》注引《征西寮屬名》謂毛伯成任東晉征西參軍；《隋書"經籍志》謂有“晉毛伯成集一卷，毛伯成詩一卷”。可知毛伯成爲東晉人，故當稱“晉參軍”，不得稱“齊參軍”（錯兩個時代）。
    吳邁遠，字與籍貫不詳，曾任宋奉朝請、江州從事。因參與桂陽王劉休范謀反，兵敗，宋元徽二年（474）被殺，未及齊世。《隋書"經籍志》謂有“宋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卷。”故當稱“宋朝請”，不得稱“齊朝請”。
    陸厥，字韓卿，齊永明九年（491）舉秀才。因父陸閑被誅，陸厥被繫在獄，後遇赦，感痛而卒於齊永元元年（499），未及梁世。《隋書"經籍志》謂有“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故當稱“齊秀才”，不得稱“梁秀才”。
    這些都是明顯的錯誤。此外，還有不明顯或處於兩可之間的有：“上品"晉步兵阮籍”條中的“晉步兵”；“中品"晉中散嵇康”條中的“晉中散”；“下品"魏倉曹屬阮瑜”等人條中的“魏倉曹屬”；“下品"齊惠休上人”等人條的“齊惠休上人”和“齊道猷上人”；“下品"齊鮑令暉”等人條中的“齊鮑令暉”等等。
    阮籍、嵇康的卒年相同，均卒於魏景元四年（263），不及晉世，阮籍的步兵校尉又屬王官，理論上不當稱“晉步兵”，而應該稱“魏步兵”。
    嵇康的情況更荒謬，嵇康因爲不肯依附司馬氏被殺，張錫瑜《鍾記室詩平》說：“冠以‘晉’字，不唯失其實，且乖其意矣。”《隋書"經籍志》稱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可證。但《晉書》又爲阮籍、嵇康立傳。其時雖屬魏，而大權已旁落司馬氏手中，阮籍、嵇康均與司馬氏周旋，或苟存，或被殺，故習慣上把他們劃入晉代。
    同樣的情況有阮籍的父親阮瑀，阮瑀曾任司空曹操的倉曹掾屬，爲“建安七子”之一，其所任亦爲府佐，並非國官，卒於建安十七年（212），未及魏世，《隋書"經籍志》稱有“後漢丞相曹屬阮瑀集”亦可證。但出於同樣的習慣，《詩品》仍稱他“魏倉曹屬”。
    惠休、道猷生卒年均不詳。惠休本姓湯，字茂遠，法名惠休。曾入沙門，宋孝武帝劉駿命使還俗，官至揚州從事史。《隋書"經籍志》謂有“宋宛朐令湯惠休集三卷”。張錫瑜、古直均引《宋書"徐湛之傳》：“時有沙門釋惠休”語，以爲當稱“宋惠休上人”；但韓國李徽教以爲此時距齊受宋禪“不過三十二年”，惠休若與徐湛之同年，活到齊時，也只有七十四歲，“古氏安得斷云惠休不能活至七十四歲耶”？“總之，存疑可也”。
    道猷姓馮，改姓帛，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入沙門後，居若耶山，爲吳人生公弟子。張錫瑜《鍾記室詩平》、許印芳《詩法萃編》本均校改爲“晉道猷上人”，古直《鍾記室詩品箋》引《高僧傳》謂“宜正曰‘宋道猷上人’”。然各本均作“齊惠休上人”，故可進一步研究。
    鮑令暉爲鮑照妹，生卒年不詳，當稱宋，未知是否入齊？亦難遽斷，這些都給繼續研究留下了空白。

    （二）詩人名的錯誤
    《詩品》中，還有一些詩人人名的錯誤。如：《詩品"序》：“子卿雙鳧”中的“子卿”；《詩品"序》：“謝客山泉”中的“謝客”；“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中的“旬日而謝玄亡”中的“謝玄”；“下品"晉中書張載”等人條中的“孝沖”等等。因爲元、明、清各本均是如此，沒有異文。故糾正這些錯誤，意見頗爲歧紛。
    按照《詩品》的邏輯和品評範圍，作“子卿”是明顯的錯誤。這裏的“子卿”（蘇武）當作“少卿”（李陵）。梁任公以爲也許別指六朝的“子卿”。葉長青《詩品集釋》反駁說：“梁任公謂：‘乃六朝另一子卿，非漢之子卿。’然《哀江南賦》：‘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六朝另有一蘇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云：‘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即本《李陵錄別詩》‘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及‘雙鳧相背飛’諸句。”杜天縻注：“《詩品》不列蘇武，此云子卿，恐非蘇武字也。”
    日本中希男《詩品考》說：“《詩品》不列蘇武，然此‘子卿’可疑。恐子卿爲少卿（李陵）之訛。《古文苑》卷四載《蘇武別李陵詩》一首，中有‘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之句。‘子卿雙鳧’指此。《古文苑》此詩題爲‘蘇武’之作，而《初學記》十八引則題爲《李陵贈蘇武詩》（《初學記》‘雙鳧’作‘二鳧’）。庾信《哀江南賦》曰：‘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此即六朝人以‘雙鳧’詩爲李陵作的一個證據。原文爲‘少卿雙鳧’，‘子卿雙鳧’當爲後人妄改。”
    日本立命館大學《詩品》研究班《鍾氏詩品疏》云：“或如中氏之所言，‘子卿雙鳧’爲後人妄改。然而，若聯繫此詩‘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句的史實來看，則也許把子卿的蘇武設想爲作者是合理的。”
    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云：“《詩品》三品中皆未列子卿。……考‘雙鳧詩’乃李陵贈蘇武之作。《初學記》十八引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古文苑》作‘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竊疑‘子’、‘我’二字當互易，本作‘我當留斯館，子當歸故鄉。’因‘子’、‘我’二字錯誤，《古文苑》遂妄列入蘇武別李陵之作矣。……幸《初學記》引此爲李陵《贈蘇武》詩，此文‘子卿’爲‘少卿’之誤，可得而正。又據金王朋壽《類林雜說》七云：‘陵贈武五言詩十六首，其詞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獨留斯館，子今還故鄉。一別秦與胡，會見誰何殃。幸子當努力，言笑莫相忘。’出《臨川王集》中。’……《初學記》、《古文苑》‘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二句‘我’、‘子’二字之錯誤，《類林雜說》所引，正可以證其誤。則此詩爲少卿贈子卿之作，可成定論。而《詩品》此文‘子卿’爲‘少卿’之誤，亦決無可疑矣。”諸說可參。
    “謝客山泉”中的“謝客”，亦頗令人費解。
    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云：“上文已舉靈運之《鄴中詩》，則此不得復舉其詩，上下文皆單舉一人。此謝客疑本作‘謝朓’。謝朓《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詩甚佳，且其中有‘山泉諧所好’之句；《直中書省》詩尤佳，末有‘聊恣山泉賞’之句，可爲本作‘謝朓山泉’之證。此作謝客，蓋後人僅知謝客長於山水詩而臆改。‘泉’與下文‘宴’、‘邊’爲韻，則《詩品》本不作‘山水’明矣。”
    日本立命館大學《詩品》研究班《鍾氏詩品疏》云：“‘謝客山泉’，當指謝靈運所作衆多的山水詩。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中，亦有《謝臨川靈運"遊山》的模擬之作。然謝靈運已見於上文的‘靈運鄴中’，此重出，故車柱環氏疑‘本作謝朓’。云其詩有‘聊恣山泉賞’之句，故可從之。然此處列舉，似皆限於建安以後及宋代詩人之作，中間插入齊代詩人謝朓恐爲不妥。而同一詩人重出亦不妥，故‘謝客’或爲謝莊之誤。‘客’、‘莊’二字，草體相似，可知有訛誤可能。”
    日本清水凱夫教授《詩品研究方法之探討與五言警策等問題的探究》云：“既然在同組詩人（“中品"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條）中，評價明顯居於下位的王微亦被列入‘五言之警策’，而與謝混齊名，在同組詩人中評價最高的謝瞻，則當然更應該列入‘五言之警策’，而且從越石——景純——王微——謝客——叔源——鮑照的排列順序及與‘王微風月’的對仗方面來看，把謝瞻排列在‘謝客’之處，可以說各方面都最合適。”“謝瞻是靈運的從兄，特別賞愛年輕的謝靈運的詩才，傾慕他的詩風。很可能受靈運詩的影響，創作過不少像靈運山水詩那樣描寫自然的詩。”
    由此可知，“謝客山泉”中的“謝客”有四說：1．謝靈運？ 2．謝朓？ 3．謝莊？  4．謝瞻？未知孰是。
    同在“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有“旬日而謝玄亡”一語。“謝玄亡”，顯誤。張錫瑜《鍾記室詩平》說：“本傳云：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哪得生靈運？’考靈運見誅，在宋文帝元嘉十年，年四十九。逆數之，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晉書"謝玄傳》：玄以太元十三年卒。則玄之卒，靈運生四歲矣！‘旬日玄亡’之語，近出無稽。則唯靈運生已四歲，漸有知識，故玄得見其穎悟而加稱歎。若止旬日，尚自蒙昧無識，玄何由發此語？此蓋《異苑》妄談，仲偉不察而誤筆之耳。”
    “旬日亡者”非謝玄，則爲何人？近有二說：
    一說爲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仲偉殆誤其父瑍爲祖玄歟！”逯欽立《鍾嶸詩品叢考》說：“‘玄’，應作‘瑍’。”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說：“以常情而論，祖死，不可謂‘子孫難得’。疑本作瑍，由瑍、玄音近，又由聯想而誤。”日本高松亨明《詩品詳解》亦從謝瑍說。
   二爲葉笑雪《謝靈運詩選》：“據《通鑒》的記載，謝安卒於太元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恰好與鍾嶸的說法相合，可證鍾嶸記錯了人。”鄭騫、楊祖聿、清水凱夫、楊勇、呂德申諸氏均從“謝安說”。
    按，《晉書"謝玄傳》云：“子瑍嗣，秘書郎，早卒。”謝玄卒，謝瑍始能嗣而襲封康樂縣公，任秘書郎。謝玄卒時，靈運已四歲，可證，“旬日亡”者亦非謝瑍。“玄”當爲“安”之形誤。
    此外，“下品"晉中書張載”等人條：“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其中“孝沖”，當爲“孝若”。
    孝若“見重安仁”，事見《世說新語"文學》篇：“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遂作《家風詩》。”夏侯湛字“孝若”，“孝沖”乃夏侯湛弟夏侯淳字。
    糾正這類錯誤不難，但是鍾嶸記錯了人，還是後世版本錯誤？沒有新材料則很難判斷。

    （三）品語中的誤文
除標題時代，詩人姓名誤訛外，品語中也有一些令人頭疼的疑難雜症。如：
“下品"晉中書張載”等人條“唯以造哀爾”中的“造哀”。 “唯以造哀”，語出《詩經"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告”、“造”不同，語義有別。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以爲：“此致不滿之詞，當是以其劣，故殿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謂繆襲《挽歌》詩“哀涼獨造”，則“造哀”並非貶詞。日本高木正一氏釋“唯以造哀”爲“僅有悲傷的詞句，缺少深婉的感情，故雖有哀詞，也只能給予較低的評價①。”意同張錫瑜。呂德申《鍾嶸詩品校釋》以爲：“‘造哀’實爲‘告哀’之誤。” “王粲《爲潘文則作思親詩》：‘詩之作矣，情以告哀’，亦作‘告哀’。”
  
 ①高木正一注云：“若‘造哀’作‘告哀’，意亦可通。只是貶詞成爲褒詞，評價正好相反，拙文暫不採用褒詞說。”見《鍾嶸的文學觀》，文載《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第3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筆者譯。

    繆襲《挽歌》詩云：“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發行當墜；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此嗟人生倏忽，離亂哀傷，正與作歌告哀意合。故何義門《讀書記》說：“繆熙伯《挽歌》詩，詞極峭促，亦淡以生悲。”觀此條同評五人，各有勝擅，張載雖不及其弟張協，但“近超兩傅”；玄、咸父子，“繁富可嘉”；夏侯湛見賞于潘岳；均無貶詞，知此亦不當貶繆襲。《詩品》“造”字凡六見，唯此“造哀”不詞。“告哀”爲六朝習見語，故“造”當爲“告”之形誤。
    再如，“下品"宋詹事范曄”條“亦爲鮮舉矣”中的“鮮舉”，古直《鍾記室詩品箋》以爲：“‘鮮舉’當爲‘軒舉’，形近而訛也。《世說新語"容止》篇曰：‘林公道王長史曰：‘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曹植《與楊德祖書》：‘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迹，一舉千里。’”日本中希男《詩品考》說：“此句不順，恐‘鮮舉’二字有誤。古直《箋》以爲‘鮮舉’爲‘軒舉’之訛。然毋寧說誤在‘舉’字。‘舉’或爲‘華’之訛。‘鮮’字則似與“中品"袁宏”條‘鮮明緊健’中‘鮮’字意同。”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謂：“古說疑是。‘軒舉’爲復語，軒亦舉也，故又可分用。顔延之《詠白常侍詩》有云：‘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即其比。”
    《詩品》中的文字錯誤還有很多，弄不清即影響對原文的理解。如：“上品"古詩”條“陸機所擬十二首”（原作十四首）；“上品"阮籍”條“無雕蟲之巧”（原作“無雕蟲之功”）；“中品"張華”條“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原文作“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下品"齊鮑令暉”等人條“齊武以爲韓公”（原作“齊武謂韓云”），“唯《百韻》淫雜矣”（原作“唯百願淫矣”）等等。但這是屬於通行本的錯誤，是通行本在流傳抄寫過程中産生的，今有不同版本、類書或宋詩話可以校勘證明，與此所謂“誤文”不同。本節所論，是指各種版本完全一致，沒有任何異文可供校勘的純粹的文字上的疑難雜症。
    這些文字上的“疑難雜症”是怎麽産生的？是鍾嶸理解錯誤，知識性錯誤，筆誤，屬《詩品》本身，還是有其他原因？目前弄不清楚。按理說，鍾嶸與其中大多數詩人生活的時代很近，有的還是同代，相互之間有交往，對詩人的時代、姓名、職銜、字號不應該出錯。
    現在問題是，除張錫瑜、古直、許文雨、呂德申外，不少注家對《詩品》中的“誤文”並未重視，有的沒有核對版本，以爲是通行本的錯誤；對於誤文，有的不注，有的照錯的底本注；即如張、古、許、呂，也有部分誤文未注，這些任務，都留給了後人。

五．未品詩人研究

    鍾嶸《詩品》品評自漢迄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什麽人該品，什麽人不品？什麽人置上品，什麽人置中品，什麽人入下品？可謂殫精竭慮，凝聚了一生的心血。
    品總有品的原因，從什麽詩人置於何品，可以研究《詩品》的詩歌美學和批評標準，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循此途。但是，不品的也有不品的道理，如果從未品詩人入手，同樣可以研究鍾嶸的文學觀念和審美原則。
    譬如，只寫四言的不品；五言寫得不好的不品，成就太小的不品。
    清人許印芳對此不理解，《詩法萃編》本頗多質疑，“上品"漢都尉李陵”條下說：“兩漢詩人，枚、馬、張、蔡，傅毅、孔融皆不錄；蘇李並稱，不錄子卿，疏謬甚矣。”“上品"漢婕妤班姬”條下說：“兩漢能詩婦人，可考者十餘人，何僅收班姬及徐淑耶！”“上品"魏侍中王粲”條下說：“仲宣同時詩人，尚有陳孔璋琳，名在七子中，何以遺之？”此外，許氏提出質疑的還有魏代的甄后，晉代的束皙、慧遠，宋代的謝道韞等人。末了又作解釋說：“漢京作者，既多遺漏；魏、晉、宋、齊，亦未賅括。於魏不錄陳琳，爲其《飲馬長城窟》，工樂府也；於晉不錄束皙，爲其《補亡詩》，工四言也；錄晉之帛道猷，而不錄同時之慧遠；錄宋之鮑令暉，而不錄魏之甄后，晉之謝道韞。殆未見三人五言爾。”
    儘管許氏說《詩品》不評樂府詩，說法大謬；所舉遺漏的例子也不能說明問題，如西漢詩人，《詩品》只錄李陵、班婕妤兩家，未錄枚乘、蘇武，其實只是當時通行的看法，因爲作者和作品真僞，都有弄不清的地方，江淹《雜體詩》擬漢詩，也只擬李陵、班婕妤兩家；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也說“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世”。但許氏的這番言論，還是啓發了對未品詩人的研究，因爲，確有今天看來是重要的詩人和詩歌作品，《詩品》未予置評的，譬如：《陌上桑》等一些漢樂府五言詩未品，《孔雀東南飛》未品，卓文君的《白頭吟》未品，蔡琰的《悲憤詩》未品。
    爲什麽評無名氏的《古詩》，不評同爲無名氏的《陌上桑》、《相逢狹路間》、《雙白鶴》、《豔歌行》和《隴西行》？評班婕妤的《怨歌行》，不評卓文君的《白頭吟》？強調作品的怨深文綺，不評《孔雀東南飛》；重視女子的情緒天地，不評蔡琰的《悲憤詩》？
    這些問題在《詩品》的文本中並不存在，但是，假如深入探討，這些仍是疑難問題，存在於我們的研究視野而不能不對此作出解釋。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徐陵的《玉臺新詠》，題爲“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作者爲“無名人”。徐陵沒有說明此詩的來源，從何處采得。假如此詩在當時並未流傳，徐陵直接采自民間，來於里巷，鍾嶸沒有見過此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此詩作年尚有爭議，假如産生於鍾嶸寫《詩品》到徐陵編《玉臺新詠》的半個世紀內，鍾嶸也同樣未及一睹。但假如鍾嶸看到這首詩，會不會品評？我以爲不會。
    與《古詩》同時，無名氏的《陌上桑》、辛延年的《羽林郎》，鍾嶸是應該看到的。“上品"古詩”條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可見，鍾嶸當時看到的這類詩比我們多得多。還有，蔡琰的《悲憤詩》著錄于范曄的《後漢書》。《詩品》說范曄詩“不稱其才”，可見鍾嶸注意到范曄在寫《後漢書》時表現出的文學才能，當然也會看到蔡琰的《悲憤詩》，看到那些驚心動魄，催人淚下的場面。諸如：
       
        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中國文學史上少有這種正面的血淋淋的描寫，把悲憤撕碎了給人看：先被董卓亂軍所虜，一路受盡淩辱折磨；入蕃後被迫嫁給胡人，內心痛苦自不必說，已經在蕃地生兒育女，意想不到的回漢，又使她必須捨棄親生兒女。兒女漸漸長大，聽說母親離開他們，一去不返，有些似懂非懂——
       
        兒前抱我頭，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這種生離死別、欲行不行的悲痛場面，撕肝裂肺，令人心折骨驚，其情景，比江淹的《別賦》更真實、更強烈，也更難忘、更具感染力。而回漢後，自己還將面臨改嫁、托命新人的不幸。種種淒涼，種種悲愴，其反映社會歷史的深廣度，表現個人內心痛苦的烈度，比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以今天的眼光看，實爲建安時代的傑作。鍾嶸推尊曹植，將“陳思贈弟”列爲五言警策的首篇，但卻不提蔡琰的《悲憤詩》，這與未品漢樂府五言詩、《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是一致的。妄加推測，也許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詩品》評五言詩，更是評五言詩人。學班固“論人”，劉歆“裁士”，均以詩人爲骨架，沒有詩人，組不成三品。漢樂府五言詩年代久遠，多已不知作者，有的雖標作者，卻真僞不辨，難以品評。《白頭吟》之類也許就是例子。故許印芳以爲《詩品》只評五言詩而不評樂府詩。《詩法萃編》本謂“（鍾嶸）自序所錄止於五言，而無一語及於樂府。意謂漢人論文，詩、樂分體（自注：如劉子政是也），五言古詩，不宜闌入樂府。”
    此說雖不確，《詩品》品評，包括許多警策佳篇都屬樂府詩。如《詩品"序》列舉鮑照的“日中市朝滿”、虞炎的“黃鳥度青枝”、劉琨的《扶風歌》（“越石感亂”）、鮑照的《代出自薊北門行》（“鮑照戍邊”）；上品曹植的“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樓”；班婕妤的《怨歌行》（“《團扇》短章”）；下品魏侍中繆襲的《挽歌》等等皆是①。評漢詩不可能不及漢樂府。但《詩品》一般不評無名氏的作品，當是撰例。唯《古詩》影響深遠②，列入上品，是一個例外。
 
 ①參考拙文《詩品撰例考之二：嶸今所錄，止乎五言》
    ②《古詩》佳麗，人所共識；故魏晉以來，多有擬作。陸機所擬十二首，爲蕭統《文選》所錄。《世說新語"文學》篇載：“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最佳？’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最佳。’”又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亦稱《古詩》爲“五言之冠冕”。

    第二，鍾嶸的詩學理想是“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而這些漢樂府古辭多來自民間，以當時的審美眼光，不免格調卑俗，少淵雅之致，若以“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古詩來衡量，則大異其趣。如《陌上桑》中對羅敷美麗的描寫：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這段文字，儘管我們今天覺得它誇張恢諧，生動有趣。以賦鋪陳的手法，從不同人對羅敷的觀看，表現羅敷驚人的美麗。但以當時的審美標準，卻類近俳優，淫雜不文，不過逗人笑笑而已。劉勰《文心雕龍》斥此類詩爲“淫辭”，可見這並不是個別評論家的意見。而鍾嶸不評漢樂府古辭，用的仍是“雅”、“怨”兩把標尺。
    第三，《詩品》基本上不品敍事詩。儘管鍾嶸認爲五言詩的特點是“指事造形，窮情寫物”。寫景、狀物、抒情之外，也包涵敍事的成分。但從“吟詠情性”詩歌本質論出發，在潛意識裏，仍把詩與抒情詩劃上等號，以爲只有寫景狀物的才是詩歌。反觀《孔雀東南飛》也好，蔡琰的《悲憤詩》也好，儘管抒情意味很濃，但在本質上都是敍事詩。
    敍事詩當時只在民間流傳，見誦閭里，格調卑俗，不在鍾嶸的批評範圍之內。凡受民歌影響、帶有敍事成分的詩人，大多遭到鍾嶸的批評。如批評鮑照“險俗”、“頗傷清雅之調”；批評沈約“淫雜”、“見重閭里，誦詠成音”；批駁時人誣蔑陶淵明詩爲“田家語”等等；《詩品"序》自謙自己的作品是“農歌轅議”，只能“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均與此相表裏。
    真僞難以確定、“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的詩學理想、不品敍事詩，也許是《詩品》未品《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卓文君《白頭吟》和蔡琰《悲憤詩》的原因。
    如果這些分析成立，則反映了鍾嶸重雅輕俗、重抒情輕敍事的美學思想，由此可見齊梁時代和我們在詩體和詩歌審美上的差異。
    直至清代的王士禛的《漁洋答問》還說：“議論、敍事（詩），自別是一體。”明、清詩論家都認爲：只有抒情詩才是中國詩歌的正格，敍事詩是別體，是“以文爲詩”，是“文章傳記之體”，近於小說家之言。這些看法，都源於對詩歌本質是“吟詠情性”的確認和誤導。加上鍾嶸倡導的“文已盡而意有餘”，並確立“滋味說”，只爲抒情詩提供理論庇護，而後世的詩論家承承相因，很少有人爲敍事詩做理論上的闡發，這是中國敍事詩不發達的原因之一①。
    ①參見王運熙老師《從詩論看我國古代敍事詩不發達的一種原因》（收入《中國古代文論管窺》，齊魯書社1987年）。

    以上從五方面，對《詩品》所存疑難問題作出自己的解釋。
    儘管這些解釋還證據不足，有的只是筆者的臆測和假說，有些問題一時還無法解決，但把這些疑難問題集中起來引起讀者的重視，可爲二十一世紀的《詩品》研究提供方方嚮和線索。
    本世紀的《詩品》研究是不完善的研究，唯其不完善，才有魅力。

                             刊载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