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評論和歷史評論以外，“摘句批評法”同樣是《詩品》用得較多的批評方法。
    摘句評論法的核心在於“斷章取義”。或以一句代全章，或以個別代整體，不僅本身具有獨立的意義，有時更兼暗示、舉例、鑒賞等作用。斷章摘取的，可以是首句，也可以是爲人熟悉稱道的佳句；從性質上看，可以是寫景句，也可以是言情句，更可以是言志或哲理富於形象之句。但無論是景語、情語、理語，只要凝煉，有形象，概括性強，能朗朗上口就行。
    最早，也最具經典意義的摘句，是摘《詩經》之句。在先秦典籍，如《孟子》、《荀子》、《左傳》、《國語》中，經常有各國使者摘引《詩經》、斷章取義以言志或作外交辭令的情況，後世文學評論中的“摘句法”，當濫觴於此①。

   ①參見張伯偉《鍾嶸詩品的批評方法論》（中國社會科學1986.3.）

    魏晉以後，隨著審美意識的覺醒和文學觀念的演進，人們更重視警句的作用。陸機《文賦》說：“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又說：“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指的是，佳句在詩，如玉之在石，珠之在水，可使山輝、川媚、文章生色。摘佳句評論，當然能起到舉重若輕，能使文章增輝的評論效果。
    晉、宋以後，摘句評論更成爲一種風氣。《南齊書"丘靈鞠傳》云：“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又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曆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正史。”此以篇名或佳句指代全詩，如以“灞岸”指代王粲的“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七哀詩》）；以“零雨”指代孫楚的“晨風漂歧路，零雨被秋草”（《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以“朔風”指代王贊的“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雜詩》）等，同樣是摘句的一種。據《南齊書"文學傳論》載：“張眎摘句褒貶。”明確說明張眎有專門摘句評論的著作，但今佚不傳。
    在當時的文論著作中，除劉勰《文心雕龍》一些篇章也使用了“摘句評論法”外，較早用“摘句評論法”專評詩歌的是《詩品》。
    《詩品》是摘句評論法用得多而成功的典型：
    如以摘句示例，用以褒貶的有：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上品"古詩》條）

        新歌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玩，始見其工矣。（《中品"魏文帝》條）

        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壇詠懷，非列仙之趣也。（《中品"郭璞》條）

        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中品"陶潛》條）
   
此外，評郭泰機、謝世基、顧邁、何晏、孫楚、王贊、張翰、潘尼等人，均摘句示例，意與此同。
    以摘句表明詩學理想和詩歌本質特徵的如：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秦，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

    以警策佳句昭示詩界法程的有：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顔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詩品》序）

    由於《詩品》、《文心雕龍》的大力運用，齊梁之後，摘句評論便成爲古代文論中重要的批評方法。至唐代，無論是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式》，或是唐人選唐詩，如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等，多摘句褒貶。可以說，詩歌評論客觀上也離不開摘句，已成爲評論家認同的常識和固定的模式。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元思敬的《詩人秀句》二卷、元兢的《古今詩人秀句》二卷，黃滔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均以“秀句集”代“詩集”，如黃滔的《泉山秀句集》只是閩籍詩人的詩歌選集，可見編選者重視“秀句”的編選標準，由“摘句褒貶”到“摘句選編”；而編選的過程其實就是褒貶的過程。
    北宋蔡傳編《吟窗雜錄》，其中收李商隱所撰的《梁詞人麗句》，雖不一定可靠，但也說明以“麗句”示例或作選詩標準的批評方法，其內在的精神，即摘句批評法。

四．本事批評法

    “本事批評”在《詩品》中有五例，在記載或轉述的本事中，有的引自他書，有的是當時的傳聞；有的可能確有其事，有的則帶神話和民間傳說的色彩。
    五則中，謝靈運就占了兩則；一爲他出生的奇異，寄養于杜明師靜室的經歷，二爲他創作佳句時心理機制的發生：

        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安亡①。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于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上品"謝靈運》條）

        《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中品"謝惠連》條）

    ①“謝安”原作“謝玄”，誤。今據改。詳參拙作《詩品集注》。

    前條出於劉敬叔的《異苑》，後條出自今已亡佚的《謝氏家錄》。
    這兩條“本事”的共同特點都是記“夢”：
    一是謝靈運出身時，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出身前托夢高人，預示著新生兒降臨的不凡，故送杜明師“靜室”一直培養到十五歲才還都。
    二是靈感源在寤寐間出現，在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之間，由於最能理解自己，與之談話最會引發興會，激發創造力的謝惠連出現，久塞不開的思緒突然打通，似有神助的佳句因此産生。這種“小羊刺激母羊乳”，以打通靈感的做法是世界性的，因爲夢是世界性的，在外國文學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但《詩品》轉述的《謝氏家錄》，也許是較早的一種。
    夢中得佳句的“本事”，由此發端，此後形成一個系列，龔自珍的“月怒明”也是夢中得來的，不過僅僅是“浙江仁和（杭州）”人，能夢浙江潮而已，缺少像謝惠連那樣的“中介”。
    《詩品》記載的第三件“本事”也是一夢。但最具神話傳說色彩。
    《中品"江淹》條解釋“江郎才盡”，鍾嶸用了一則他聽到的當時說法頗有些不同的夢：

        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冶亭”在冶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朝天宮附近；爲齊梁時士人才子餞送之所，江淹自宣城東下，將入都城宿此。而“淹罷宣城郡”，離宣城太守職，被召回京城建康是齊明帝建武四年丁丑（497）的事。其時，鍾嶸已經三十歲，不是小孩子，而且，此前鍾嶸即與劉士章、謝朓、虞羲、王融諸人討論詩歌創作，不滿時風，並有繼劉士章“其文未遂”，欲爲當世《詩品》的發想，故對任何有關詩學的“本事”，自然會十分關心。所聽傳聞，應該是第一手和最清晰的。但唐人李延壽《南史"江淹傳》記載與此頗有不同。《南史》曰：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洎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同一傳說故事，唐寫本《類書"文筆部》“借筆”條（見韓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曰：

        江淹少時，夢見人與五色筆，因此有文章。後二十餘年，夢還筆，自此文章不復成。

    三條記載，二種說法，一爲借筆，一爲寄錦；一借自郭璞，一寄自張協，後來又給了丘遲。唐寫本《類書》只說借筆和還筆，沒有提到人，其說可以重復在《詩品》的“郭璞借筆說”中。
    這些說法的産生，有沒有先後？如果有先後，隋唐的李延壽就應該把最早《詩品》記載的“郭璞借筆說”寫進歷史；如果沒有先後，是同時産生的，則選擇什麽樣的說法就大有深意可以挖掘。
    《詩品》中沒有明確說江淹詩源出何人，只說他“詩體總雜”。江淹手中的“筆”源出張協，還是郭璞？對故事的選擇可以有所體現。當然，中品不可能源出中品。故江淹只能“總雜”而不明言出於郭璞；但假如鍾嶸選擇“張協借錦說”，江淹的詩體，是否就應該源出張協而不再“總雜”？總之，比較不同的說法，不僅可以知道時人對文學才華的顯露和消失帶有神秘的認識，認可哪些人屬於天才？而且可以窺見《詩品》中安排細密的針線。
    後世以借筆論影響爲大，李白、李商隱都自稱：“我是夢中傳彩筆”。
    除上品謝靈運，中品江淹以外，下品兩則“本事”，分別記載宋監典區惠恭和齊釋寶月：

        惠恭本胡人，爲顔師伯幹。顔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制，請以錦賜之。”（《下品"區惠恭》條）

        《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廓子齎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下品"釋寶月》條）

    此二則“本事”，與江淹“夢中還筆”一樣，與寫作《詩品》的時間也相去不遠，又不見於他書，很可能是鍾嶸作爲第一手材料搜集記載的。此類“本事”，不僅包含了創作的背景材料，還包含創作機制的發生和整個創作過程，與作品的關係十分密切。
    “本事批評”，作爲一種批評方法，其意義在於：它溝通了美的創造和美的接受，作爲理解作品的前提和中介，批評家把握住它，就把握了批評鑒賞的真諦。這種以“本事”進行評論鑒賞的方法，至唐人孟綮寫作《本事詩》，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大類。自序謂，不明詩之本事，就不解詩之本義。宋人詩話，即由此生發。歐陽修《六一詩話》所奠定的“資閒談”的筆記式詩話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作家作品的“本事”爲基礎的。

五．知人論世批評法

    如果說，本事批評主要是對作家、作品提供背景材料或創作過程，以對該作品進行理解、鑒賞，貫通美的接受的話，“知人論世”則是提供作家的整個身世和社會、歷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該作家所有作品理解鑒賞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由孟子發現提出，《孟子"萬章》下云：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在《告子》下對《小弁》、《凱風》詩加以比較，就應用了從作者遭遇出發論詩的“知人論世法”。
    漢代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這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闡明了作者身世與作品的關係。對《詩品》知人論世批評方法的運用，詩歌發生的人際感蕩，“楚臣去境，漢妾辭宮”的敍述，以及劉琨源出王粲，王粲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辭》系列的確定，都不無影響。
    但是，對《詩品》知人論世批評方法産生更爲直接影響的，也許是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共八首，分別擬詠魏太子曹丕、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瑜和曹植。每首詩前有一段小序，論述時代，詩人的身世，不同的遭際和由此産生的詩風特點，作爲知人論世的典型，爲鍾嶸提供了劉宋、齊梁以來論漢魏詩人的范式。
    如論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論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論劉楨：“卓螢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論應瑒：“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論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等等。其中對王粲、劉楨的評論，都爲《詩品》所承襲。
    在《詩品》中，知人論世方法的運用，除在序言裏談詩歌發生及對《楚辭》“怨詩”系列的論述外，具體品語中亦多有涉及。如論漢都尉李陵：

        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又如論晉太尉劉琨：

        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

此外，如論班婕妤“怨深文綺”；論漢上計趙壹“斯人斯困”而有“斯文”；論宋越騎戴法興等人“人非文是，愈有可嘉焉”，均知其人而論其詩，使知人論世之法在《詩品》中貫穿始終。

六．形象喻示批評法

    形象喻示法，同樣是《詩品》用來批評的重要方法。
    《詩經》中就有“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以動植形象比喻人物外貌美的傳統。漢魏以來，隨着人物品評風氣的盛行，人們轉以動植物和自然、社會現象來比喻人物的風采。如《世說新語"容止》篇稱嵇康：“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同篇稱王羲之：“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龍，矯若驚龍。’”稱王恭：“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稱會稽王簡文帝：“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同時，也用這種形象喻示的方法進行文學評論。《文學》篇載孫綽評潘岳、陸機詩云：“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晉李充《翰林論》評潘岳詩文之美說：“潘安仁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轂。”（《太平禦覽》卷五九九引）又，《南史"顔延之傳》說：“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此句《詩品》引作湯惠休語，意同。
    齊梁時，書論、畫論與詩論同時盛行。齊謝赫《古畫品錄》、梁袁昂《古今書平》中都有動植物或自然、社會現象來品評書畫的例子。如袁昂《古今書評》評羊欣書：“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評崔子玉書：“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評蕭子雲書：“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等等，這些都表明：形象喻示法是有特點的評論方法，而各種藝術門類在評論方法上是互相溝通，互相影響的。
    在《詩品》中，形象喻示法用得既多且好，如評上品的曹植：

        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上品"曹植》條）

        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曲新聲，絡繹奔發①。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上品"謝靈運》條）

        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上品"潘岳》條）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中品"范雲、丘遲》條）

    ①麗曲，原作“麗典”；“奔發”，原作“奔會”，誤。今據《太平禦覽》及《竹莊詩話》改，詳參拙著《詩品集注》。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形象喻示法重在“形象”的“喻示”，即用“形象”喻示“形象”；用自己創造的新的“批評形象”勾通原來的“詩歌形象”。
    換句話說，這是把“批評”理解成“創作”，把對評論物件的理論闡述，用創作的方式表達出來。最典型集中地完成感性理性感性的批評過程。
    作爲一個優秀的批評家，當他在對作品進行定性分析以後，不應該把乾巴巴的定義硬塞給讀者，而是把這種理論昇華，通過自己形象的創造，用形象思維的規律重新把它變成感性的東西，讓讀者領悟和接受。在賞心悅目中獲得比理性教條告訴人們還要多和深刻的內涵。
    譬如，在前所舉《中品"范雲、丘遲》條裏，鍾嶸評范雲、丘遲的詩是：“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四句之中，只用二個比喻加二個形容詞，十六個字便品評了兩位詩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當你讀完這十六個字以後，相信你對這兩位元詩人的詩風特徵，自會有一種妙不可言的領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內容。
    可以這麽認爲，鍾嶸的這段品語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格調清麗，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式的詩。只是，鍾嶸寫“這首詩”的目的，不是爲了抒發自己的胸臆，而是爲了概括他所評論的物件，強化范雲和丘遲詩歌美的風格資訊。
    由於鍾嶸的再創造，原來擔心批評過程會損耗的詩美的信息量，經《詩品》的傳遞，反而被放大了，這使讀者對兩位詩人的詩歌風格把握得更全面，感受得更深刻。
    以上舉范雲、丘遲一例，其他如評曹植，評謝靈運，評潘岳、陸機，都是成功的例子。如比較批評時分析的“潘江”、“陸海”，此不贅述。
    其實不要誤會，六朝詩人的風格並不是那麽好把握，好分析，隨隨便便、輕輕鬆鬆便可以評論的。假如不用形象喻示法，不在批評中加進新的形象，新的創意，感受到的效果就不會如此強烈鮮明。可見，用形象喻示法的批評家，除了要有邏輯思維，理性分析能力以外，本身還要具有與詩人同樣的才能。
    鍾嶸正是同具這兩種才能的批評家。《南史》本傳說他：“明《周易》，有思理”，《瑞室頌》寫得“辭甚典麗”。前者說他有邏輯思維能力；後者說他有形象思維能力。兩種才能結合，是《詩品》精彩的重要原因。

七．結    語

    以上，我們分析了《詩品》的六種主要批評方法。
    現在要說明的是，這些批評方法並不是機械、孤立，彼此不相聯繫的。在實際品評中，各種方法被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在同一條品語，對同一位詩人的評論中，互相貫通，互相依存、互相發明，完整地把握住批評的物件。
    如《上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條：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歷史批評法）；
        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比較批評法）；
        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學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發。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形象喻示法）；
        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安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于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都名“客兒”（本事批評法）。

    如《中品"宋徵士陶潛》條：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歷史批評法）；
        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歎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知人論世法）。
        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摘句批評法）；
        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宗也（歷史批評法）。

        再如《中品"宋參軍鮑照》條：

        其源出於二張（歷史批評法）；
        善制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漫。骨節強于謝混，驅邁疾于顔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比較批評法）；
        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知人論世法）；
        然貴尚巧似，不僻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歷史批評法）。 

    此外，在同一條，對同一個詩人的品評，不僅各種方法並列使用，互相連成一個整體，而且，各種方法還交叉重疊，有時一句兼用兩種方法。
    如前所舉：“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對范雲、丘遲個人說，用的是“形象喻示法”；但將范雲與丘遲對舉合評，從整條看，又是“比較批評法”。相同的例子還有《上品"潘岳》條：“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比較潘、陸，又兼“形象喻示”。
    還有如評曹植：“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亦是形象喻示兼有比較。
   綜上所述，鍾嶸在吸取前人批評方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不斷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如“比較批評”發展成“多重比較”和“互見比較”；“本事批評”重視搜集當世的第一手材料，打通詩美的創造和詩美的接受；“歷史批評”則“深從六藝溯流別”（章學誠語）；而“知人論世”、“形象喻示”、“摘句批評”均被創造性的運用，各種方法並列、交叉、複疊在一起，組成了一張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巨大的網路，立體、多側面、多角度地反映了漢、魏、晉、宋、齊、梁詩歌發展的歷史；表現了詩人的成就、地位和自己的詩學理想。上承先世，下啓後人，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