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中
        中品正文
        中品後序

        卷  下
        下品正文
        贊  語  （即“陳思贈弟”末段）

    （二）北宋一卷本古本《詩評》序位置（刪“卷上”、“卷中”、“卷下”六字，內容順序未變）：
        詩評序
        上品正文
        凡  例
        上品後序

        中品正文
        中品後序

        下品正文
        贊  語

    （三）南宋三卷本古本《詩品》序位置（複增“卷上”、“卷中”、“卷下”六字，然錯在上、中品後序前，成中、下品序；凡例、讚語亦誤入其中）：
        詩品序
        卷  上（或稱“詩品上”）
        上品正文
  
        卷  中（或稱“詩品中”）
        上品後序（誤成“中品序”，凡例亦誤入其中）
        中品正文
       
        卷  下（或稱“詩品下”）
        中品後序（誤成“下品序”，讚語亦誤入其中）
        下品正文（今所見元延佑七年《群書考索》本、清嚴可均輯《全梁文》本，即由南宋三卷本而來，其序言位置與此相同①）
    （四）明清三卷本《詩品》序位置（如退翁書院鈔本、希言齋鈔本、《顧氏文房小說》、《津逮秘書》、《硯北偶抄》諸本）：
        卷  上
        詩品序（不著“序曰”字樣，且置於“卷上”二    字後，遂誤爲“上品序”）
        上品正文
       （ 以下同南宋三卷本）
    （五）清何文煥《歷代詩話》本《詩品》序位置：
        詩品序（不著“序”或“序曰”字樣，將原“詩    品序”、“凡例”、“上品後序”、“中品後序”、 “讚語”合置卷首）
        卷  上
        上品正文
       
        卷  中
        中品正文
       
        卷  下
        下品正文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們知道的《詩品》序位置，就是第四、第五種形式；第四種因《四庫全書》收錄、闡發而影響深遠；第五種因諸注家承襲而廣爲流傳。
    以上考釋，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①元延佑七年《群書考索》本脫“詩品上”三字，今據明《群書考索》本補。

《詩品》叢考之三：品評人數與“易數”的關係

    在《詩品》的三品之中，一共品評了多少詩人？這些詩人數說明瞭什麽問題？也許因爲問題簡單，無需深究；到想弄清楚的時候，化十分鐘數一數就可以了，故至今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實不然。
    隨著版本的不同，計算方法的不同，文字錯誤帶來的不同，通行本品語缺漏引起的不同，問題還有點複雜。人數也存在混亂，有必要加以梳理。而一旦梳理清楚，正可以探索這些數位與“易數”之間的關係。
    《詩品》一共品評了多少詩人？鍾嶸自己說：“百二十人”。
    《詩品"序》云：

        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

    但鍾嶸所言“百二十人”，並不是確切的數位，而是舉其成數，約而言之。由於鍾嶸自己沒有說明品評了多少詩人，只約而言之，致使後世在《詩品》的詩人數目上形成了以下的混亂：
    一曰舉其成數，約而言之：
    明《津逮秘書》本毛晉跋云：“（《詩品》）采輯漢魏以來詩人百有二十人……”此說雖承鍾嶸序說，但一字之差，含義已有不同。至張海鵬《學津討原》翻刻《津逮秘書》，“百有二十人”誤刻成“百有二人”，一字之漏，又使鍾嶸少品了十八人。
    清紀昀《四庫全書提要》詩文評《詩品》條說：“（鍾嶸品評）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今檢《四庫全書》本《詩品》，詩人數與此不符，當爲誤刻誤記。
    誤刻誤記又以訛傳訛，清程鴻詔即信以爲真。其《迎靄筆記》云：“鍾嶸《詩品》，自漢至梁百三人。別本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其中，“百三人”即訛自紀昀的“百有三人”。並輕信“百三人”是正本，“百二十二人”是別本。此皆舉其成數，約而言之産生的錯誤。
    二曰版本不同：
    從版本上看，通行本爲一百二十三人（古詩算一人）。
    這裏說的“通行本”，其實是指退翁書院、《顧氏文房小說》、《津逮秘書》、《夷門廣牘》、《歷代詩話》諸系統的四十幾種明清版本，現代的注釋本，均以上述版本爲底本。
    在這些系統的版本中，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前舉程氏的“別本”，即指此類通行本，不過程氏未把古詩計算在內。
    現在問題是，這類通行本包括“古詩”的標題雖有一百二十三人，但實際的品評只有一百二十二人。因爲同一詩人“應璩”出現了兩次：一次在中品，稱“魏侍中應璩”；一次在下品，稱“晉文學應璩”。一人出現了兩次，等於少了一人。
    考晉無應璩，當誤。照實際詩人數算，少了一人，但毛晉、紀昀、程氏都沒有覺察。
    現在一般認爲，“晉文學應璩”應該是“晉文學應瑒”，如此，則可補上一人，但這裏就涉及到版本和前面說的文字校勘問題。因爲在所有的“通行本”中，都作“應璩”，沒有作“應瑒”的。故通行本的詩人數，還不能說已經全部解決。
    作“應瑒”的有《吟窗雜錄》、《格致叢書》、《詩法統宗》、《詞府靈蛇》諸本，似乎沒有問題了。
但《吟窗》系統諸本中的詩人數，與通行本不同。《吟窗》本《詩品"序》云：“凡百二十一人，預此宗派（流），便稱才子。”同是鍾嶸自序，但比通行本多了一人；又末序云：“今擇其五言警策者凡七十三人。”亦與通行本“七十二人”有異。今檢《吟窗》一系實品一百二十三人：上、中品與通行本一致，下品多出二人。其中，通行本重復的“晉文學應璩”，《吟窗》一系作“晉文學應瑒”；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下，又多“謝琨（混）”名。但其標題位置僅爲一百二十二人，下品“阮瑜”等人條中，漏脫“晉黃門棗據”標題。
三曰計算方法不同：
    《詩品》中的詩人數，是計算其標題人數？還是計算其實際品評的詩人數？麻煩更大。
    清人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三卷、許印芳《詩法萃編》本、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葉長青《詩品集釋》，均以實際品評的詩人數算；因爲下品“江祏”條有“弟祀，明靡可懷”一語，遂將“江祀”也算作一人；並在“江祏”條標題下增加了“祏弟江祀”四字，另立一標題。故古直箋云：“（鍾嶸《詩品》）凡百二十又三人。”此說有贊同者，有反對者。
    贊同者有日本的中希男。中希男的《詩品考》說：“這一結論，是否與原來的人數完全吻合姑且不論。至少從現存的通行本來推論是正確的。”
    反對這種計算方法的有杜天縻。杜天縻的《廣注詩品》說：“此百二十有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而江炻弟江祀，張欣泰子張真不與焉。”
    杜天縻不同意古直的計算方法，爲了增強說服力，除舉祏弟祀爲例外，還舉了張欣泰子張真，卻鬧了個大笑話。《詩品"下品"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條說：“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制；賞心流亮，不失雅宗。”其中，“子真”是梁中書郎范縝的字。杜天縻望文生義，竟把他看成是張欣泰的兒子，並以此爲例反駁古直，當然駁不倒，自己卻跌倒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把江炻的弟弟江祀算作一人；加上古詩，《詩品》品評的詩人數就成了一百二十四人。這是不以標題，而以實際品評的詩人計算的。
    但問題在於：這些不設標題，也沒有官銜職稱的詩人，是論某個與之相關的詩人連類而及；爲了說明問題在品語中提到的，屬於品語的一部分。因此，該不該算？值得商榷。因爲如果照這種演算法，《詩品》中的詩人數就不止是一百二十四人。《詩品"下品"晉徵士戴逵》條說：

        晉徵士戴逵安道詩雖嫩弱，有清工之句。裁長補短，袁彥伯之亞乎？逵子預，亦有一時之譽。

    這裏提到戴逵的兒子戴預，也是品評戴逵時連類提及的，屬於品語的一部分。且既未設標題，也沒有官銜職稱。但品語裏說他有“一時之譽”，按照上述的邏輯，也應該算進去。
    現在沒有算進去，是因爲這段品語文字，爲通行本所脫漏。在通行本中，“晉征士戴逵”原與“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合爲一條。合爲一條的文字，是殷仲文的，“戴逵”的則全條脫漏。現在見到的文字，是根據《吟窗》一系增補的。張錫瑜、許印芳、古直、葉長青、杜天縻都沒有見到，因此沒有計算；後人也就忽略了。因此，如果按“江祀”算作一人的邏輯，“戴預”也應該算一人；則《詩品》品評的詩人數就成了一百二十五人。
    還有，《詩品"下品"晉驃騎王濟等人》條有：“爰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也評到真長（劉琰）、仲祖（王檬）、桓（桓溫）、庾（庾亮），他們算不算？
    計算方法不同外，還有一些書目和著錄，因引用《詩品》人數的隨意性，也造成混亂。如，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九引《中興書目》說：“《詩評》一卷，自漢以來能詩者一百二十二人，分三品爲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詩品》三卷，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爲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陳氏計算爲一百十九人，比通行本少了三人，比《吟窗》本少了四人。以上表明，《詩品》的詩人數，亟待澄清。
    敝意以爲：首先，鍾嶸所謂“預此宗流”的“才子”，當是設立標題加以品評的詩人。從今所見不同系統的版本中，儘管標題形式不盡相同，如《吟窗》一系及退翁書院、《對雨樓》、《擇是居》諸本標題另立一行，不與品語連接；《顧氏文房小說》、《津逮秘書》、希言齋、天一閣諸本雖與品語連接，但以“陰文”或“黑框”與正文隔開，以示區別，但就所立標題均爲品評物件這一點是一致的。這是鍾嶸設立的框架，也是我們研究的前提。
    從這一前提出發，上品“古詩”當爲一人計；《四部叢刊》影宋本《太平禦覽》卷五八六有云：“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十二人，詩皆上品。”鍾嶸原意：上品當設“十二人”。
    其次，由版本引起的詩人數誤訛：通行本兩次出現“應璩”，下品“晉文學應璩”應爲“晉文學應煬”；《吟窗》一系不誤。唯下品“阮瑜”諸人條脫漏“晉黃門棗據”標題；又“殷仲文”條下衍“宋謝琨（混）”名，因“殷仲文”條品語有“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兼及謝混致誤。
    再次，下品“江祏”條因祏、祀兄弟共謀東昏侯蕭寶卷廢立事，事敗同時被殺，故兼而及之，江祀不當另立標題，作一人計。同樣情況，下品“晉征士戴逵”條中，戴逵之子戴預亦因父及子，不當另算作一人。下品“晉驃騎王濟等人”條中的劉琰、王檬、桓溫、庾亮，也不應該算作四人。
    綜上所述，《詩品》一共品評了自漢迄梁一百二十三位五言詩人。其中上品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經過梳理的詩人數，不僅顯示了它們自身所代表的含義，還顯示了它們之間的某種關係：
        十二    三十九    七十二
    這實際上是一組“易數”，與《周易》有關。屬於文化人類學上的“巫術數位”或“神秘數位”。
    《詩品》所以“三品”論人，而不是以“四品”或“五品”論人，本身就帶有《易》的涵意在內。
“三”是天數；“四”是地數；天與地的積數，“三”乘“四”，天地合一，等於“十二”（即上品詩人數）；
“三”的倍數是“九”，“九”的倍數是“十八”，“十八”的倍數是“三十六”；又，“三”乘上品人數“十二”也等於“三十六”。“三十六”加“三”爲“三十九”（即中品詩人數）；
    “九”是基本天數“三”乘積出最大的天數；“八”是基本地數“四”乘積出最大的地數。這就是代表“參天”、“兩地”的最大的天地數。“因此，這兩數的積數，即七十二，也就成爲古社會最習見的神秘數位”①
    “八”乘“九”等於“七十二”（即下品詩人數）。

    ①參見楊希枚《略論中國古代神秘數位》，臺北《大陸雜誌》第44卷第5期（1972年）。

    又，《古微書》卷十五引《易坤靈圖》曰：“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黃，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
    《孔子家語"五帝》篇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王肅注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聞一多說：“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數，而這個數位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來的一種術語①。”

    ①參見聞一多《七十二》，載《聞一多全集"神話與詩》，原載《國文月刊》第22期。

    此外，《舊唐書"禮儀志》二引《易"緯》，有“三十六節”、“七十二候”之名，《詩品》品評的詩人數，當與這類“易數”有關。事實上，“易數”不僅影響了《詩品》，也影響了《文心雕龍》。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云：

        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易"系辭》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馬融以爲，五十之數，爲“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除去太極，此用四十九。
    同爲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經典著作，《詩品》與《文心雕龍》都顯得非常有體系，這與當時《易》學的發展，文學批評著作受《周易》美學思想和邏輯體系、辯證思想有關。不僅文學批評著作，乃至劉宋以來的編纂家，也都用這些“巫術數位”和“易數”來組合板塊，設計關係，構建體系。
    如劉義慶編纂《世說新語》，用的就是“三十六”這一數位，把全書組合成一個整體。
    “三十六”分別是“德行第一”、“言語第二”、“政事第三”、“文學第四”、“方正第五”、“雅量第六”、“識鑒第七”、“賞譽第八”、“品藻第九”、“規箴第十”、“捷悟第十一”、“夙惠第十二”、“豪爽第十三”、“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企慕第十六”、“傷逝第十七”、“棲逸第十八”、“賢媛第十九”、“術解第二十”、“巧藝第二十一”、“寵禮第二十二”、“任誕二十三”、“簡傲第二十四”、“排調第二十五”、“輕詆第二十六”、“假譎第二十七”、“黜免第二十八”、“儉吝第二十九”、“汰侈第三十”、“忿狷第三十一”、“讒險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紕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仇隙第三十六”。
    《世說新語》的記載，分門別類，大多數是人的品行、道德、行爲、方法。由於這些門類非常分散，有的還是交叉關係，假如不用“易數”來組合、結構，就很難把它們捏成一個整體。而“三十六”這一數位，與《詩品》中品的詩人數相近，作意也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梁書"劉勰傳》沒有提劉勰與《周易》的關係，倒說鍾嶸“明《周易》”、“有思理”。《南史"鍾嶸傳》的記載也相同。可見，就鍾、劉比較，也許鍾嶸與《周易》的關係更爲密切。但是，劉勰稱自己的結構方法用“大易之數”；而鍾嶸卻沒有說。這也許就是鍾嶸雖用“十二”、“三十九”、“七十二”這些“易數”結構《詩品》，卻不易被發現的原因。
    假如我們再深究一下，不僅鍾嶸，鍾嶸的先人與《周易》也有很密切的關係。根據史料記載，鍾嶸第十一世祖鍾繇、其夫人張氏；十世祖鍾毓弟鍾會，都喜歡《周易》，並且是研究《周易》的專家。
    《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魏志》說：“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三國志"鍾會傳》裴松之注引鍾會《張夫人傳》說：“（鍾）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歲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雅好書籍，涉獵衆書，特好《易》、《老子》。”又，《三國志"鍾會傳》說：“（鍾）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這也許是王弼傳附鍾會傳後的一個原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說：“弼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家，每服弼之高致。”王弼是當時和後世都知名的《易》學大師，鍾會與之齊名，可見鍾會在《易》學上的造詣。
    鍾繇、鍾會均有《易》學著作傳世。鍾繇著《成侯易記》，曾爲鍾會學習的教課書。鍾會的著作史籍上也有記錄。《隋書"經籍志》載：“《周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
    雖然鍾會的《周易盡神論》和《周易無互體論》，今天均已失傳，但它們曾在梁代流傳過，作爲“明《周易》的鍾嶸，無疑會讀到這些著作，並産生自豪感；並會象當年鍾會讀鍾繇的書一樣，讀鍾會的著作。他的詩歌美學、批評方法、體例框架、品評人數，勢必都會受《周易》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
    譬如，鍾嶸在《詩品》中強調“質”與“文”的結合；“風力”與“丹彩”的結合；“骨氣奇高”與“詞采華茂”的結合，都與《周易》“剛柔相濟”的美學思想有關①。《詩品》重視通篇完美，中品批評謝眺“篇末多躓”，與《易"決卦》中“殿無膚，其行次且”的美學觀點更是一脈相承的。

    ①參見張伯偉《鍾嶸與周易關係初探》（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46輯）。

    鍾嶸爲什麽要用“易數”表示品評的詩人數？這其實是一種象徵的方法。
    鍾嶸面對的，是自漢迄梁數百家五言詩人及其作品；在如此衆多的詩人和作品面前，怎麽選？選多少？怎樣才能做到全面？有代表性？
    鍾嶸先以三品分三個等級；再是每品的詩人數用一個“易數”表示；三品之間的關係，也以“易數”的級差形成內在的比例。
    因爲，“易數”或稱“神秘數位”，是我們初民用數位模型，在對自然結構和社會結構關係作某種對應分析、對應猜測中抽象出來的；一經抽象，幾千年以來便成爲一種綜合天文、地理、數學、宗教和人文科學，並能解釋自然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模式數位”。這種“模式數位”不僅具有內在的規律，易於記誦。且作爲文化積澱，形成人們的心理定式，成爲一種完美的象徵，系列的象徵，一種“群”的象徵。用這些數位選擇詩人，安排詩人，組合品評的詩人群，才會象自己在《詩品"序》中所說的：“網羅今古，詞人殆集。”産生堪以與自己前輩詩論家劉勰“大易之數”相媲美的整體感、系列感和完美感。這就是鍾嶸以“易數”和“模式數位”爲品評詩人數的原因。
    至此，我們還可以理解，爲什麽“經國圖遠”，對詩歌“或忽是雕蟲”的王儉，會那麽欣賞鍾嶸；因爲鍾嶸除了會評詩，還明《周易》；或者不如說，繼承家學，明《周易》和後來的評詩，是鍾嶸一生中兩個兼擅的愛好，伴隨著他的人生道路，成爲他生命中的兩種重要的文化活動。而《詩品》中的“易數”和“模式數字”，正是鍾嶸兼擅兩者的契合點。
    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藝術作品和藝術形式的變化，這些“易數”和“模式數位”不斷與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結合，尤其在明清小說中獲得了發展，産生了不朽的藝術魅力。
    譬如，我們都很熟悉的《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水滸傳》一百零八將中的“三十六”個“天罡星”，“七十二”個“地煞星”；《西遊記》中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等等，都無一不是象徵，無一不是以“易數”和“模式數位”體現整體感、系列感和完美感。
    當然，“易數”、“模式數字”是個複雜的問題，數位的來歷和構成，先民集體無意識與數位之間的關係，都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但理解《詩品》中的詩人數其實是“易數”和“模式數位”，對弄清《詩品》的內在結構和內在規律有好處。

                             刊载于《中州学刊》1989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