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耀

“吉林师大”金榜题名 

高考的竞争当年也是激烈的，最终我以160人中第8名的成绩，考取了“吉林师范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刻往家赶。一方面，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知我的父母；另一方面，我和父母算了一笔经济账。经过我向老师咨询，了解到吉林师大属于师范大学，既不要学费也不交伙食费，与读中学的花费差不多少…….父亲听到如此优惠的条件，也就不再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了。

于是我带着我的希望、理想，再次登上去吉林的火车。吉林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不愧为东北的“小都市”。有平静明丽的鸭绿江从市里流过，沿街有一条结净的马路，我们曾以大学生的身份，愉悦的心情，缓步的在那里走过，我们不知道生活里有痛苦，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我们是在不知福的幸福中生活着，我们也有着不知乐的快乐。大家在静默的校园里努力学习，聆听着老师的教诲，丰富着自己的学识，还常常与跟自己要好的同学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的心得，时不时的与同学谈着、争辩着......

吉林市那时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商店门脸的牌匾，不是花俏的画，而是名家的笔迹，使这个城市具有浓浓的文化气息。市里有几家书店，每到星期天我几乎都要邀同学走一趟。如果能够买到一本自己心仪已久的书籍，那才是最大的收获。

商业街里面有众多的鳞次栉比排列的商家小店和一家紧邻一家的小吃餐馆。花不了多少钱，大家就能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上一顿快餐。日我们能愉快的渡过一个星期天。

星期天，我们结伴去吉林北山玩。那是修建在山中的公园，在夏季明媚的日子里，只见满山的苍翠，我与几个同学在树荫山坡散步，用学生时代还不成熟的思想争辩着什么问题，偶尔也用不成熟的青年学生的心理看那些嬉笑的、美丽的女高学生......于是，我们高兴地哼着我们喜爱的旋律朝山下走去。

在吉林师大有我学生时代的美好的记忆，我怀念它，我怀念情感朴素、温静如少女的吉林...... 

我的大学生活 

“吉林师大”对我的陶冶

吉林师大在吉林市郊“八百   ”距市内还有七、八里地。学校是三座大白楼，从校门到正楼是长长的林荫路。虽然远处是一座作为宿舍的三层红楼，但是四处是空旷地带，多少有些荒凉的样子。

三座白楼建的很坚固，花岗岩的外表显得很庄严肃穆。因为有音乐系，经常传来叮咚的钢琴声。各学科的大学生有的拿着各种仪器，有的夹着厚厚的精装书在匆匆走过，是学习风气很浓厚的学校。 

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因为学校有九个系（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教育、体育音乐、美术）几乎各方面书籍都有，而且还有许多英文书籍。阅览室宽敞明亮，学生们都蹑手蹑脚的走动，安静的看书。

一向感到读书不足的我，来到这个环境后，我市疯狂般的读者，易普生先生、莎士比亚、左拉  柯伦顿以及中国的一些名著，同时也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推动下，我阅读着还不能充分理解的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以及书中提到的应读的书。

正像我在中学生时代一样胡乱读书一样，我仍然是无秩序的读书，只是那时书不够读，而现在是读不过来的书而已。其他同学绝大部分也是很用功的，和中学不一样，绝少有不好好学习的人。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学生们都进行着顽强的自学...... 

我的宿舍时一座红砖三层楼，按系分配。每一个房间住四个人，高年级学生任室长，四张带抽屉的桌子，两个立柜，两个书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一份。

屋子都弄得很整洁，有的同学字养着花，有学生物的人，书籍上摆着头骨；美术系的同学屋里挂着自画像。桌子上陈列着石膏像或自塑的人头像。我的床头是用一个斜切的桦木片，用电笔画的我的头像，那是美术系一个好朋友为我画的，很像。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可惜我离开学校后，以后一直没见到它。 

我们上学的那年新设的“预科”（预备班），学生及时分系后，也  过去的学生多些，过去每一系只有十名左右学生，有的系只有七名学生。

教室是蛮多的，设备也很好，有较大的窗子和充足的阳光，冬季教室都有足够的暖气。上课的课堂每周都是事先拟定的，要根据所发的课程表去上课，去找教室。这使在中学一直使用固定教室和桌椅的我们感到奇怪、新鲜。

教授大部分是日本人，用日语讲课，中国教授自然用中文讲授，只有一个教育局的“杨大教育”用日语教他用日文编写的、铅印成书的“教育学”。他中等个，稍胖，眼睛很大，像回民的样子，从不说学生，学生也不怕他。因为他用日文讲课，这一点可能是他不受学生尊重的原因。我也自然地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其他日本教授，有些人是“学者”身份出现，自己在研究什么，对学生是以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出现。据说有个别前期毕业生和个别教师有着较好的友情。这是可能的，不是在日本也有藤野（鲁迅老师）那样的教师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几个教师的面影：一个是教数学的田藤，当时四十左右岁，小个子、鼓脸，带着黑厚圆边眼镜。学生都喜欢他上课，因为他上课时常和学生开点玩笑，有时上课还叫学生正坐靠在椅背，把双手放在肚子上，闭目静静的沉默一、二分钟，大约是“闭目养神”之类的活动吧。

他有时也说上几句本本磕磕的中国话（当时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不少日本人是不肖讲中国话的）这是课堂上充满欢乐的气氛。

他有几次用玩笑的、自嘲的，但也流露着真情的说：“我们的，不行”。用手割着脖子，闭上眼睛，然后把头垂向一边。“我的，将来学中国话，你们的家里去......”这是在日本败前几个月讲的话。

那时我们也看出日本的战局不利，然而谁都料不到日本很快战败了。在我们周围的人谁都料不到这点，其他日本教师仍然正常教学。对他这种对中国人真实的友好的表现，我们都坦率的表现出欢迎和亲切的笑容。 

另有一个教历史的教师，高高的个子，四十多岁。平扁的脸，带着度数很大的近视镜，平时面部是缺乏感情的，但是总是很温和和平易近人的样子。上课时郑重的讲课，从不申斥学生。听说他就有和他好要好的中国学生，因此虽然我们没有和他来往，但是我们尊敬他。

他对音乐有很好的素养，有时他在课余主动给学生放贝多芬音乐唱片。放后给学生解说，这是他很兴奋的样子，脸上也露着笑容。仿佛是另一个人了。这也使我对他好感。 

还有一个阿部先生也四十多岁，是研究昆虫的博士，中等个儿，也带着眼镜，说话非常温和，很像个姑娘似的，很认真，耐心的讲课，使得同学都很喜欢他。 

相反的典型是大山了，他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子，完全是粗野的气质。他教军事和体育，开口闭口骂街，处处表现出梅教养的军棍的样子，口音也有些异样，因为他好打人，所以同学都加他小心。日本教师也是看不起他们的，偶尔提起时，都流露着轻  的口吻。他常常用“噢八嘎”骂人，同学把“噢八嘎”做了他的代称。 

中国教师也是不少的，有年纪老的，但大多是留校的新的教师，一般都比较用功，谦虚，讲课也很认真，低年级学生和他们没有深厚的友谊。除了听高年级传说他们有什么什么能力外，对他们没有较深的了解和印象。 

现在我应当写写我们学生民族意识了。应当说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强烈的。而面对着日本人的异族统治，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看到的是不平等现象，经常看到和听到日本人打骂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抬头时必然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也经常反映出对日本统治者的强烈不满。解放前后，有些从关内来东北的人不能不理解这点，认为东北人奴化教育太深，全盘予以嘲笑和否定，这是极错误的。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

由于我们的具体处境，我们一小就学会了对付日本人的办法，表面上我们是惟命是从的样子，但是骨子里着有着极大地反抗情绪。

在同学中，从小学起，直到大学为止，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有所忌讳外，一般中国同学彼此间都看做是自己人，无论说什么话都不避讳。

上日本神社拜神时，表面上我们遵守他们的一切秩序，然而在默祷时，我们则用孩子的方法，妈妈奶奶的骂他们，祈祷他们早死......

日本是尊崇“天照大神”的，学生们则戏弄的称是“天赵大神”。

学生中经常流传着戏弄日本人和日本人倒霉的故事和笑话。

有两次在承德 上体育课，大家站好排等着日本教师，他们远处缓缓的走来，这是一个同学骂着说：“他妈的，你看他那个损样，哪天把我气急了，我就揍死他！”

“你为什么现在不揍死他呢？”

“我没气急啊！”

“你啥时候气急呢？”

 “我打死我，我也不急！”

逗得大家豁然大笑。

这是一个笑话，然而却充分的表现了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是有想杀死他们心愿的。

然而，在严密的日本人统治下，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只能做这种无能的自嘲，但是这里却充分反映我们强烈反抗和民族意识。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也许是太可怜和微不足道的。

我在锦州二高时，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关内军界，那是你中华民国。但是我当时盲目认为那就是我们的祖国，我热爱他，想往他，我无时不想投入她的怀抱。

就是我转学后，我的另两个同学通过他的关系到关内军官学校上学去了，这是我感到很遗憾，如果知道这样，我无论如何要到关内去的。

从这时起我就想将来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的，目前没有机会，我就暂在日本统治下学习，学习后就是爬山越山海关 跑到中国去！

到了大学，民族意识就更高一级了，有时听高年级同学悄悄的谈论某些学校进行“反满抗日”的消息谈论那些学生曾对日本人如何如何，那些学校那些学生被铺.......是我们对能郑重其事谈论这些问题和被谈论的人充满了敬意，然而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我们也想找到一点联系，但到哪里去找呢？我们为这个问题苦恼着，而终于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又一次，我曾从要好的同学处弄到几页“支那边区的研究”，这是为了缩小标题把日文书籍特意拆开来分散看的，只有几页，看不出全貌，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在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对这些人有很大的敬意并寄予很大希望。

当时中国人对朝鲜族印象是不好的，称他们是“二鬼子”。这是少数民族败类搞的，以至使一些人产生误解。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在学校，对鲜族也有一定的警惕性。但是也有些鲜族同学和中国的同学关系式很好的。同学中还有少数蒙古族，他们和中国同学关系好于朝鲜族。

在战争的后期，为了强化对朝鲜族的统治，日本人曾勒令朝鲜人一律改为日本性名，当然朝鲜族同学也是有民族意识的，对此他们尽量的托，一直拖到不能再托的时候才改。

一天早饭前，我们正在宿舍自习后等待早餐，有人在敲门，等待回答，有谁这样客气呢？一般都是敲了门进进来了。“进来！”我们的室长说。

原来是他同年级的班长。

“来！老吴！”室长说。

来人是高大健壮的，头发乌黑而卷曲，但却有些腼腆的样子，他进屋两步就停下严肃而悲伤的对我们说：

“对不起！我从今天改姓“吴原”了，是在对不起。说完点点头就出去了。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看到他刚才的神情，我们议论了这件事，虽然改为两字，但仍然以吴为主，“吴原”不忘本。我们尊敬他的民族意识，野味他改姓的痛苦而难过。我们的面包表情都是阴沉的。

改姓后鲜族同学也按日本人待遇，饮食改全都改为大米，我们多半是高粱米，他们在食堂的另一端开饭，他们默默地去吃饭，我们也尽量注意少刺激他们。......

我相信这点。无论在中国学生、朝鲜、蒙古学生心中都有强烈的反抗日本统治的心理，它像未爆发的火山一样在蕴育着一股力量，终有一天会爆发的。

 

当时吉林省有一份小报，报上编些的有一期副刊，登些萌芽状态的文艺，我也零星的写了一点东西。

吉林师大有份报刊，是综合性期刊，名字叫“乌拉”。为什么叫“乌拉”呢？我不明白，好像很早就叫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东北有“乌拉草”的关系？在当时我喜欢这个土香土气的名字。当时我们并不懂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我们对未来自国民间的东西是偏爱的。

“乌拉”的主编——也是学生通过我锦州中学的同学来和我邀稿，我同意了，我有正想写的东西。很快我就写成了一篇小说，题目不记得了，是反战的东西，但那是“和平议”的东西。顶多表现了对日本战争的反感 在今天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另一片也快完成了，些统治下人民生活，流露着对统治者的不满。这两篇东西，已经交出了，但是随着日本的垮台，这些稿子都不知哪去了。

      前排右起第2人，一位身材削瘦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中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