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结合求学经历，谈谈你学书道路上的几位关键人物。

刘镇：我出生于鲁南地区，少年时代深受齐鲁文化的熏陶，对传统文化兴趣浓厚。虽说自小就接触书法，当时在乡村先生的指引下临仿一二，但现在看来，那时是天真无邪，自娱自乐，与真正的书法无涉。但也正是如此，为我日后一步步迈向正途做好了铺垫，比如在中学时期迅速成为了校园书法小组的骨干。当时，我对毛笔、硬笔的强烈爱好，弥补了我在文化课学习上的不足，就这样，书法最初给予了我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曾记得在当时因书法较佳，可以模仿班主任字迹编造各种理由伪造假条，以致“东窗事发”撤销了原本拟定颁发给我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当班主任挥舞竹竿抽打我之时，我却意外得知书法作为专业可以考取大学，真是悲喜交集！

杨雯先生是我走向书法专业训练的首位业师。入滕州书画学校后，在杨师的指导下，从汉隶、唐楷入手，对《曹全碑》、《礼器碑》、《倪宽赞》、《阴符经》等进行较为深入的临习。后上溯篆书，沉迷于《石鼓文》、《峄山刻石》及清代邓石如、吴让之诸家，不分寒暑，日夜临习。三年后，以专业第一名成绩入读暨南大学，成为艺术学院建院以来的首届美术学专业（中国书画鉴赏方向）本科生。

陈志平教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学书研究的引路人。先生湖北鄂州人，早年以中师身份考入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读硕，后赴京首都师大随欧阳中石先生攻读书法文化方向博士学位。其专长在于从文献学角度切入研究论题，考论兼擅，十分重视史料与理论的双向解读。如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庭坚书学研究》就借助文字禅的视角，窥探黄庭坚一生的书迹与书事，并横向打通与黄山谷诗论、画论，将书学的价值与意义作了极大程度的阐发。陈师根据我本科阶段多习篆书的特点，建议我对宋代书法史的篆书发展史实作一钩沉，重点围绕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尚意书家三个关键词，将篆书在不同阶段的发生、发展特征以及与书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考述。同时尽量拓展到书法与文学、考古学等姊妹学科之间的互文关系，揭橥其间的文史关联，体现深度与高度。总之，以书法的视角切入，用文献学的办法，去研究书学及其相关学科发展及相互关联的研究范式，为我以后的研究道路奠定基础，指明了方向。

蒋述卓、曹宝麟教授，是我博士阶段的指导老师。他们学术视野广阔，文史功底深厚，对我多次强调研究范围广博与方向深邃的重要性。在确立《苏轼书论及其形成研究》选题后，他们先后多次增补阅读书目，提醒我更新撰述观念，既要广泛汲取现有各种成果，又不能为其所囿，要能以全新的角度占有大量一手材料对命题进行深入地、辩证性的分析，“文章不使一句空”。在本人博士论文撰写期间，两位先生耳提面命，多次指出文中不足，强调叙述的合理性与内在逻辑性。尤其在初稿完成后，曹师更是不厌其烦，从文章结构到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都逐一修改，甚至直斥相关章节毫无创新，勒令限期完全重写。现在想来，先生们对我的好，真是无以言表！所以如果说拙文还有所创新的话，当全赖两位老师的辛勤指导。

宗绪升：请结合相关成果简要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经历。

刘镇：回顾十多年的学书路程，我觉得本硕博阶段的三篇毕业论文基本上体现了我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本科阶段，根据学校、学院规定，本人较为系统的修读了美术史、书法史、文字学、书法技法等主干课程，在曹宝麟、方楚乔为代表的书画大家的指导下，着重对书法五体、绘画中的各种技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本科阶段数获优秀，参加展赛、发表论文多有佳绩，后以《戏鱼堂法帖杂考》为题，考论该帖的刊刻内容、版本与流传过程，答辩时获得优秀。

后在张铁林、曹宝麟、陈志平教授联名推荐下免初读硕，导师为陈志平教授。硕士阶段，在陈师的指导下，北宋时段的篆书史实产生兴趣，尤其是北宋以来篆书生成与发展的境遇。欧阳修、黄伯思、苏轼、米芾等人文集与笔记中，留存大量关于篆书的真知灼见，这促使我选择了“北宋篆书源流与观念嬗变研究”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是文依据时代发展，大致分为徐铉等为代表的文字学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金石学家，以宋四家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三个部分进行阐述。文章认为，欧阳修等人促成的金石学发端，为篆书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借助篆书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欧阳修文坛盟主的地位，为篆书（拓本）的传播推波助澜，使其不断跨越书法的界限，与文字学、文学甚至考古学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宋四家中，米芾的篆书修养似乎较为精深，不仅有大量相关书论，还有不少篆书作品传世，如《绍兴米帖》卷九中收录的《尚书》等作品。他认为篆书要具备“各各自足”的活脱自然之状态。所以，米芾的篆书作品中，《尚书》等篆书文本中流露出来的浓厚的“集古”意识，在用笔上增入不少侧锋取妍的笔势，在结体打破自古以来的“斯冰传统”，出现明显的提按、不对称等特征。这一转捩，与其说是篆书在北宋后期的式微，不若说篆书在晋唐以来彰显“生命力”的一次尝试。如上所述，北宋篆书的发展及其生成特征研究显然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与米芾不同，黄庭坚认为篆书可以与他体“同意同法”，继而“援篆入草”，体现出他对篆书的深度理解。

基于以上，硕士阶段渐窥治学门径，对文献、版本、目录等关注尤多，所作文章多由此发论。如参与全国九届、十届书论会的《北宋篆书研究》、《尚意书风下的北宋篆书日常书写—以米芾为例》（第十届书论会最高奖）及在《中国书法》杂志刊发的《王寿卿篆书史实考论》等相关文章，多以文献为切入点，勾陈史料，考索其背后的学术价值。这都是陈师指导下的结果。

2014年秋，本人以审核制招生入蒋述卓、曹宝麟先生门下。当时缘于硕士阶段的积累，十分关注苏轼对于篆书认识，便以《宋会要辑稿》、《宋史纪事本末》、《资治通鉴长编》及苏轼年谱、文集、诗集，乃至宋人、清人笔记为范围，广泛搜集材料，将其大致按照青铜器鉴藏（三代吉金、汉代铜镜）、所见篆书书迹与评鉴、苏轼篆书与篆刻三类分别辑录。后经与导师们反复商议，拟定“苏轼书论及其形成研究”一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

导师们建议，苏轼作为文艺理论大家，书法作为其众多成就中的一个小门类，虽然口径很小，但若深挖进去，必然会牵连文学、历史、哲学乃至金石学、考古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因而对其研究必须具有长远规划。

宗绪升：你博士论文《苏轼书论及其形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刘镇：我之所以选择苏轼为题来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很大程度上缘于对苏轼其人的喜爱。

本人博士毕业论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来阐述苏轼书论。一为苏轼书法研究之研究；通过古往今来有关苏轼书迹（碑帖、墨迹），苏轼书法审美观念与文化，苏轼书法与文学、哲学等三个方面，苏轼研究作了较为深入的梳理，认为当前苏轼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苏轼书迹的相关研究，如书迹的整理与考辨、编年；有宋以来，法帖作为苏轼书迹的主要传播形式，保存了大量苏轼书迹，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明清以来的《观海棠苏帖》、“小《晚香堂苏帖》”、《邻苏园法帖》以及2016年出版的《容庚藏帖》中，还有大量《苏轼年谱》、《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苏轼书法史料集》等资料遗漏的佳作。除此之外，而传世纸本文献著录、金石类碑刻作品中亦有不少苏轼留存的摩崖石刻、题名跋尾，凡此皆缺乏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梳理与考证。

二、苏轼书法与其他姊妹学科的交叉研究还有待加强。众所周知，苏轼是一位在政治、军事、宗教、文学、艺术、医学乃至饮食等方面的旷世奇才与全才，书法只是他众多成就的一小部分，但其他成就的基本载体都离不开书写。在审美层面，艺术又与文学、宗教相通，与政治甚至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因而要想深入透彻的研究苏轼的论书体系，必然需要借助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洞察力，攫取与相关学科的共同性。

基于以上，本人在撰写之初就拟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大致以苏轼书法研究之研究、苏轼篆书观念考论、晋唐书学观念研究、苏轼书学与禅学等论题为主线，横向以苏轼的仕宦交游为范围。文章认为，在篆书方面，苏轼在宋初欧阳修等人的影响下，对《诅楚文》、《石鼓文》颇感兴趣，曾言“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极为追崇先秦篆书中的古质与典雅风貌。此外，他还努力搜藏先秦古器物铭文，如在黄州时期，好友朱康叔赠送其“双壶”后，苏轼又向其索要“济鼎样”，一再强调“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二十》）从现有文献看，苏轼还曾将搜访的石刻拓本辑录成册。（《栾城集·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

苏轼书论的形成与嬗变，与其书法实践紧密相关。他早期书风端谨，根植魏晋，对钟繇、二王一路法帖推崇备至，从其《奉喧帖》、《眉阳奉侯帖》两件最早的书迹来看，其书风渊源与钟繇《宣示表》等一路极为接近，尤其是横画、弯钩的具体形态。（见文中比勘表）在二王书迹中，苏轼对《兰亭》、《竹叶》、《来禽》、《青李》临习颇多，发表不少评鉴，崇尚魏晋以来的清雅之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篆书→真书→正书→行书→草书”的学书先后秩序。苏轼崇尚颜真卿、徐浩，推重欧阳修、蔡襄的相关史实，正是说明其晋唐书史观念的绝佳例证。

从书学与禅学互证的角度看，苏轼晚年天真烂漫、浑厚华滋的古雅书风，以及对草书无所羁绊自由境界的向往，甚至借助饮酒相助的努力，充分说明其以禅悟书的“一念”与“坐忘”影响。苏轼一生抄颂佛经及经典文献，在不断参悟的过程中，他惊叹字画“无量”，而又能“平等若一”，感念《金刚经》中与“无我”相似的“梦幻”，把“无所住”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因为在他看来，与佛法相通，“无所住”就是要离开一切法相，内外无住，来去自由，能随转万物，摆脱轮回。与此相同，他对篆书乃至其他书体的体悟，也体现出浓重的佛教色彩，认为在学书观念上要“破执”，要“不落两边”。

可见，无论是对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经典书迹的学习，还是借助禅宗实现对草书等书体的深层参悟，苏轼都离不开其终其一生的技法实践。当然，就其综合成就看，苏轼技法实践的纯熟为其理论认识的升华提供了可靠的感官体验，之所以如此，乃源于他对书学理论的参悟。联系当前的书法教育看，苏轼对于书法的认识无疑重要启发意义。

宗绪升：你所谓的学术研究与技法实践如何兼顾，有无相应的标准？

刘镇：我们常被人问询，读书的意义在哪，抑或理论与实践如何对接？苏轼的学书过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读书如同修行，书法即是佛法。学书的过程，如同参悟佛法，注重个人内心循序渐进、自然而然的净化过程，参与者甚至终其一生享受这种渐悟过程。

具体来看，技法实践要求动手，学术研究强调思辨，二者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后者的理性思考，注重问题意识，是辩证学术、考镜源流，对事物真理的探寻。因而理性思考的深入与逻辑推理过程，必然能在书法经典的再审视，古今书家身份与学书观念的转捩中提到良好的指引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认为高层次的书家必然是带有学者型的标签，与一般意义上艺术家存在着天然的区别。

宗绪升：如何评骘书学发展的古今转换及当代书坛的走向？

刘镇：如同《书谱》所言，“古质今妍”，当代书法的生存语境、功用与审美标准都与民国时代以前大大不同。从某种层面讲，当前及未来书法的发展走向将不可避免的走向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范畴，我们虽然一再努力呼唤诗意复归，譬如在展览体制、教育机制中不断强调文化的分量，可越是如此，越是体现出我们对于书法等国粹的发展甚至生存层面的焦虑！

科技的发达，图片、键盘、语音等诸多功能带来便利的同时，几乎次次釜底抽薪般的削弱书法在日常生活的影响力。当我们每天连签名都变得很奢侈的时候，我们怎会有底气说书法的明天会更加辉煌呢？我极不愿看到的悲观，但愿只关乎书法的生存环境，与教育导向、发展境遇无关。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解读书法，以不同视角努力探寻书法发展的更多可能。

宗绪升：你怎么看待“现代书法”？

刘镇：近十年来，虽然我一直关注古代书法史，未对现代书法做过深入研究。但古代也有不少“现代书法”啊！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书家做过尝试。比如，魏晋至宋代盛行一时杂体篆书、飞白书，都在观念上强调视觉因素的植入，抑或基于汉字本体角度的建构与解构，与当前的现代书法存在不少关联。这些对于书法审美的种种探索，都丰富了书法史。

当代的“现代书法”，在生存境遇与审美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多了很多展示的窗口，还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强调制作、构成等元素。可视感显然大大增强，这不得不说是当代书法生存与表现方式的拓展。说实话，我很欣赏现代书法探索者们的勇气与才情，期待他们能为书法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宗绪升：你的学术规划与理想是什么？

刘镇：结合前期学术积累与个人兴趣，我在读博阶段就已经确立了五年规划与十年设想。所谓五年规划，就是以读书期间涉猎的北宋书法史为阵地，以苏轼为研究对象，围绕苏轼书迹进行三至五年的深入研究，期望能够对现存书迹进行比较深入的考证、编年，廓清其书风形成与嬗变过程。在五年之后能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北宋篆书、苏轼书学研究两个主题的研究方向。所谓十年设想，就是在“五年”的基础上，完成苏轼书学方向的专著一部。

宗绪升：你读博与目前的生存状态有无改变？

刘镇：读博期间，我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张弛有度。三年时间，除了顺利的结婚生子、完成必要的应酬交往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老老实实的阅读相关书籍，我很享受读博阶段充实有效的生活状态。去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在按照院系要求，申报课题，编著大学书论教材，承担研究生、本科生共计五门核心课程，如名家书画鉴藏、书画工具材料、古代书家专题研究等，节奏明显比之前快了很多。这半年，周内的大多时间都是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读书、写作、上课、写字、刻印，周末固定一天时间陪女儿花生玩耍，所以闲暇时间真的很少。我觉得这种状态与读博阶段十分相似，只不过是角色略有转换而已。

宗绪升：给十年后的你写几句话吧，设想一下你未来的模样。

刘镇：拥有恩师、至交三五，科研环境融洽，家庭和美。自己则初心不改，在知识与素养方面不断提升，成为一名独立自由的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