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白慧博士

宗：据我所知，汉代草书资料较少，有的书法史对其只字未提，你是从哪里着手研究的？

白：是的，魏晋之后，由于汉代草书资料基本消失，人们对它的了解不多，其本来面目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目前国内外对汉代草书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且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文化、历史、以及文字释读、草书的名称等领域，而针对汉代草书本体的研究则很少，从美学角度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极大的空间。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研究的：一是从近一百年来出土和发现的竹木简牍、帛书、残纸、刻石等入手，这些资料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墨迹。20世纪以前，人们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传世汉代草书作品如张芝《二月八日帖》、《秋凉平善帖》等，均是出自宋代的刻帖，且经过双钩、上石、镌刻、捶拓等多道工序，已丢失了诸多书法本来的艺术元素，诸如用笔的来龙去脉、笔痕的生动自然以及墨色的枯湿浓淡等，与其真实状态相差甚远，且真伪难辨，所以难以深入研究。二是从文献记载来看的，《汉书》、崔瑗《草书势》、赵壹《非草书》、《晋书》、北宋黄长睿《汉简辨》等文献中，都对汉代草书的产生、发展以及美学价值有所涉及。三是从汉代草书对魏晋至清末草书的影响反观它的艺术价值！总之，我将汉代草书置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结合传世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资料互相释证，多方面、多角度探索其潜在的艺术价值、文化内涵和本质规律，尽量接近史实。

宗：一提到汉代草书，人们便说是章草，那么，汉代草书是章草吗？它与章草有怎样的关系？

白：将汉代草书称为章草，这虽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因为汉代草书要比章草宽泛的多，它既包括高古质朴的草隶，也包括标准洒脱的今草，还涵盖字字独立的章草。可见，章草只是汉代草书的一部分，所以笼统地把它称为“章草”或者“简书”是不全面、有失偏颇的。

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认识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隋唐之后至20世纪之前，人们几乎没有见过真正的汉代草书，对它的了解多通过魏晋时期的几件传世刻帖，比如三国《急就章》、西晋《月仪帖》、《出师颂》等，这些作品比较死板、程式化严重，是汉代草书的延续与发展，并非它的本来面目。如魏晋章草“头”字在刻帖中仅有一种写法，而在汉代草书中写法众多，且都有出处。的确，魏晋以后，汉代草书传世资料罕见，实物出土较少，据记载，西晋至北宋先后共有5次出土汉代简牍，其中两次各出土1枚，且不确定是哪种书体。北宋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章草法绝久矣。”国学大师启功说：“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明清人所见汉人字迹，莫非碑刻。”其实在魏晋时期汉代草书已经很少见了，这是有证据的，如南朝书法家虞龢在《论书表》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羲之用草书给庾亮写了一封信，庾翼看到后回复王羲之说：“吾昔有伯英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句话说明在当时汉代名家“草书妙迹”已是如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千百年来人们对汉代草书的理解和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把汉代草书称为章草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全面。

我们未将汉代草书称为章草的另一原因是：汉代人当时就把这种书体称为草书，而非章草。如汉代崔子玉《草书势》、赵壹《非草书》等都使用了“草书”这个概念，我们只要遵循便是，这才是还原历史。其实，“章草”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传)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势。”著名收藏鉴赏家张伯驹在《谈晋代的书法》中说：“本来汉人粗书之字，但称藁书草书，其加章字，那是在今草既行之后，为了区别于今草，后人加上去的。”可见，魏晋时期，人们为了区别当时出现的精美飘逸的今草，才将汉代传承下来的古拙质朴的、明显带有波磔笔意的草书称为章草。

宗：汉代草书是一种独立书体吗？它在汉代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历史上是怎样定位的？

白：汉代草书自成体系，是一种独立书体。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从近百年出土于甘肃、内蒙、江苏、陕西、山东、湖南等地的竹木简牍来看，草书资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成熟字体。二是从文献记载，汉代习草之风盛行，喜爱之人从幼童到当世之彦哲，再到著名书法家，盛况空前。三是汉代已经形成收藏草书作品的风气了。赵壹《非草书》中说：“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这是最早有关收藏草书的记录。四是汉代草书理论的出现。书法史上现存的两部最早的书学理论著作，崔瑗《草书势》和赵壹《非草书》都是专门阐述草书的理论文献，详细论述了草书的起源、发展、演变、兴盛、艺术性、审美理念、草书作品的收藏、书法的字外功夫以及当时人们的习草状况等。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对草书的书写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传世书家大多工于草书，如史游、崔瑗、杜度、崔寔、张芝、梁孔达、姜孟颖、罗辉、赵袭等，这种现象在书法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汉代草书具有实用和艺术的双重属性。

宗：前面你提到汉代草书自成体系，是复杂性与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能具体说说吗？

白：汉代草书的发展演变同其它书体一样，产生之初较为缓慢、混乱、复杂，短时间内不易形成统一的书写标准，混乱现象不可避免，它的复杂性既表现在篆隶书的同字异形和草书初创期所导致的草法混乱现象，也表现在汉代草书形式美构成的丰富性和风格类型的多元性方面。汉代草书的规律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褒贬好恶为存在前提或者有所改变，隐藏于草书文字背后并决定着它的发展演变方向。草书是篆隶书的“趋急速耳”， 其发展演变是一个由具象（象形）到抽象（符号）的过程，先民们在长期书写实践过程中总结了诸多约定俗成的符号和代表符号，化繁为简，总结了不少造字法则，如“顺势连带、简从轮廓、相互借代、以点画代部件”等，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见，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如影随形，相互交织，相伴而存，自始至终伴随着草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它既有字形奇异、灵活多变的复杂一面，又有一画不能移、下笔必有由的理性安排，看似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实则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它的灵活多变性绝非任意涂抹、毫无依据，它的理性安排并非刻意教条、一成不变，故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和谐统一。

宗：汉代草书具有怎样的审美取向？

白：汉代草书的审美取向是多元而丰富的，这与其所处地域、书写时间、书写载体、文字内容、工具材料、书写作者、书写状态、书写情境等息息相关。有的是戎马争战的“急就”，有的是闲情逸致的抄写，有的是意不在书的处方，风格差异极大，或自然天成，或高古奇趣，或粗犷稚拙，或雄浑茂密，或率意洒脱，或恣意放纵，或精致典雅，或收敛凝重，或平淡质朴、变化多端，精彩纷呈。总之，它的这种审美取向是汉代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具体的作品中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如江苏尹湾出土的西汉《赠钱名藉》和《神乌赋》洒脱凝重、险劲沉着、气势雄强；甘肃金塔和敦煌分别出土的西汉《丞相御史律令》和《悬泉置木牍》肆意雄健、古拙老辣、大起大落；湖南阮陵出土的西汉《虎溪山前汉简》和内蒙古居延出土的东汉《永元器物簿》奔放豪迈、纵横自在、正大简约；安徽天长和甘肃悬泉置出土的西汉《天长纪庄木牍》和《万伏地言帛书》跌宕多姿、波澜起伏、粗犷夸张；内蒙古居延出土的东汉《死驹劾状》和山东临沂出土的西汉《银雀山汉墓竹简》从容淡定，不激不励、妙造自然；甘肃敦煌出土的西汉《马圈湾简牍》精到自然、开张阔气、生动灵活；东汉《东牌楼木牍》浑朴厚重、从容自信、洒脱自然。

宗：汉代草书的审美范式对魏晋至清末草书的影响如何？

白：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顺承性的反映；一是反省性的反映。”汉代草书史如绵延不息的大河源远流长，承载了书体发展史的使命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在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作用下推动了草书艺术的发展，它的审美范式对后世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总体而言，三国两晋草书与汉代草书一脉相承，是顺承性的反映。魏晋之后，因汉代草书的高古质朴之风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要求，王羲之等妍美飘逸的新书体成为师法的主流，而汉代草书作为一种古来相传的书体，成为少数文人墨客的一种雅玩、喜好。因此，草书在魏晋以后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宗：对汉代草书的研究，有何现实意义？

白：一是汉代墨迹草书的出土传递了大量“书写”这种书体的信息，拓宽了草书的外延与内涵，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汉字形体演变史、草书发展史和文化艺术史之间关系的新思考，进而对汉代草书之笔法、结构、章法的基本特点、风格类型及美学价值等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与认识。汉代草书多是“临时从宜”的即兴书写，故信手拈来，笔简形具、妙趣横生。它的美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鲜活的美，具有大朴不雕的本色、自由奔放的浪漫气质和不拘小节的潜在品格，并通过形而下的“技”追求形而上的“道”。它的这种独特之美恰恰与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产生共鸣，其可变性和再创造性给学书者开辟了全新的审美领域。二是汉代草书是草书的源头所在，通过对其深入研究，不仅能够明白草书的造字之理，为学习提供理论依据，还能从汉代草书文字中看到魏晋之后草书发展演变的传承性与连续性。中国字体的发展演变就像链条一样，环环相扣，五体书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魏晋之后，由于汉代草书资料的缺失，导致很多优秀的草书写法失传，人们难以从源头看到它产生、发展的脉络，比如“愿、头、书”等字，对研究草书文字的沿革带来一定困难，故依样画葫芦，以讹传讹，产生诸多不规范、甚至错误的写法。

宗：汉代天人合一的制度对汉代书法有怎样的影响？

白：汉代的文化、哲学思想呈多元的发展态势，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直接影响着草书艺术的审美意蕴，是汉代草书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沃壤。儒道等诸子百家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汉代草书在文化艺术指向上呈现出一种多元格局，表现出烂漫多姿的审美风格。它信手拈来，是书家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表现了主体对草书艺术的理解和把握，能够让其超越具体的点画形态而随心所欲，这是汉代人审美意识趋于自觉的结果，透露出自然万物与人类生命运动的息息相关，是意象与性情的交融，是具象与意象的统一。

宗：请简单说一下你读博期间与博士毕业后的生活状况如何？

白：读博期间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汉代草书、写论文，周末在西安汉魏书法院代课，毕业后在书法临摹与创作上投入的时间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