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书法中，“气”的概念出现频率极高，几乎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但是一直缺乏理论性的研究。朱先生鼓励我做这个题目，他后来在序言中写道：“树强敢于以书学中的‘气’学说为研究对象，我觉得是很有勇气的。当初他和我谈要以此为博士论题时，我还记得我们兴奋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书学中是带有根本性的，非常有意思，但研究起来又极富挑战性。”不过，朱先生后来因为从事石涛、八大山人、南画十六观等方面的写作，这一研究就一直被搁置下来了。我尝试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以后精力允许，我还会将这个题目继续深入下去。

宗绪升：气在不同时代或不同风格的书法中，其实质是否有所改变或转换？

崔树强：是的。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行草书在两晋时期成熟并达到高峰。晋人的行草书，表现的是晋人的风神潇洒和自由心灵。这是从整个时代来讲的。但具体到不同书家，又有差异。张彦远说“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就是讲王献之对“一笔书”的贡献，“一笔书”更适合表现出超逸悠游的情调。米芾对王献之的行草书极为折服，他称子敬《十二月帖》为“天下子敬第一帖”。相比较而言，二王父子书法，大王灵和，小王神俊，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和王羲之相比，王献之的成就，在于完成了对书法体势的创变。他曾劝父亲改体，因为古之章草，字字独立，草而不“纵”，所以不能“宏逸”，“不若稿行之间，极草纵之致”。这反映出王献之对于行草书中“逸气”的发展，纵与逸相连，增加纵势，就体现逸气，所以说王献之行草书“逸气过父”。随着时代发展，“逸气”的内涵更加丰富，唐代李嗣真标举出“逸品”，以“逸”品书。后来，明代董其昌在墨色中追求的淡逸之趣，实际上都是“逸气”的进一步丰富。其他也相类似，对于气势、气脉的追求，对书法中“书卷气”的强调，对于“金石气”的着迷，实际上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内涵也会悄然发生一些变化。

宗绪升：为何选择书法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崔树强：我1998年开始读硕士时，兴趣点还主要是在书法史。那时候，对新近出土的文物所涉及的书法问题很感兴趣，还撰写了几篇关于高昌墓砖、吐鲁番文书以及郭店楚简等文章。后来，又拓展到宋、清两代金石学与书法关系的探讨。我对于书法美学和理论和兴趣，是在书法临摹学习的困惑中生发出来的，带着各种困惑去读书、去思考，又回到临池中去体会和印证。特别是正式成为朱良志先生的弟子，有更多的机会陪侍左右时，我渐渐意识到，在书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值得深入挖掘，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读书的计划，尝试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为进一步的书法美学研究打基础。我硕士读的专业是书法，博士读的专业是美学，后来把书法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宗绪升：请谈谈当代书法美学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崔树强：虽然审美意识和对美的探求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美学还很年轻，书法美学更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大陆曾有过两次美学大讨论，尤其是80年代，波及到整个社会。书法界也出现了“美学热”，当时《书法研究》杂志关于书法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核心就是书法的艺术身份和审美问题。但90年代之后，社会的转型改变着人的观念，人们更加务实，追求现实的有用性，书法美学也走向沉寂。书法界很多人转向书法史，在考据和材料中做着扎实的学问。有人埋怨书法美学“说不清楚”，“没什么用”，甚至由此否定整个理论研究的意义。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熊秉明、陈方既、陈振濂、金学智、樊波、周俊杰、毛万宝等先生在此一领域都耕耘已久。近年来，书法博硕士中已有一批新秀崭露头角，显示出理论思考的兴趣和勇气。书法审美的问题，是书法之为艺术的核心问题，不能因为难以说清楚，就放弃努力，否则，书法审美混乱带来的评价标准的丧失，实际上已经引起当代书坛的很多争论，但基础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争来争去又不得要领。

宗绪升：树强兄基本的研究路径、思路和方法是什么？

崔树强：在做书法美学研究时，我一直尝试将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和中国书法贯通起来进行研究。美学在学科划分上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涉及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和心理学的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这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着更多的要求。书法美学研究，要遵循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从文化观念、历史演进、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要考虑到书法这门艺术的特殊性。中国书法从实用性的书写，之所以发展成为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书写之外的文化哲学思想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做书法美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献的功夫，更要重视从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来展开对书法艺术的解读，哲学、美学、书法，这三者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从研究来讲，史和论最好结合起来，论是逻辑的，史是时间的；论是理论的，史是材料的；史以论为目的，论以史为基础；没有论的史只是材料，没有史的论往往空谈。目前，书法界的研究偏重史较多，论还非常薄弱。正因为如此，书法美学研究也是目前书法界所需要的。

宗绪升：树强兄近年来著述丰硕，您已经出版的著作，是如何践行您的研究思路的？

崔树强：近年来，围绕书法我尝试写了几本书。《黑白之间：中国书法审美文化》对书法审美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抽象、形势、巧拙、形神、色彩、和谐、创作、时间、空间等等问题进行梳理。《气的思想与中国书法》则是集中以“气”的观念为核心，对于书法中所涉及的气势、气脉、气韵、逸气等十个方面进行系统挖掘，尝试把书法中的“气”理论用明晰的文字表达出来。《习书有法》则是紧扣书法学习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包括本质原理、笔法墨法、结体章法、学习步骤、审美鉴赏、字体书体、创作观念、书家修养，提出自己的粗浅的理解，与朋友们分享。我感觉到，对于书法学习者的困扰，常常来自于观念和方法上的混乱，能不能梳理出一些古今书家普遍认同的学习内容，简明扼要，条分缕析，实际上对于很多习书者是有所助益的。

宗绪升：如何看待书法审美鉴赏标准的问题？

崔树强：书法审美的标准，看起来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审美鉴赏和批评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北魏“乡村儿女造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并未进入书法经典的行列，这也是一个审美标准取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审美毫无标准可言。比如，力量、笔力就是书法艺术美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生命之美。再比如，书法碑刻模糊的线条往往不能为一般初学者接受和欣赏，这里也包含审美和文化心理的问题。即便同一个书家王羲之，同一个经典作品《兰亭序》，在不同时代的审美接受中，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这就带来了书法审美鉴赏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什么时候“书卷气”受到人们的青睐？什么时候又开始追求“金石气”？实际上都和一定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书法审美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生命，中国书法家总是试图从生命生生不息的运动中去追寻美的理想，这是一个宏大而久远的传统。凡是能表现出生命的活力、生机、活趣，写出某种精神力量的线条，往往能打动人，反之，一旦失去倾注于笔端的那种鲜活的情绪律动，而流于矫揉造作的、刻板的、春蚓秋蛇、蜂腰鹤膝的笔病，那么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死人脸上擦粉。这两年，书法界对于书写性的提倡和制作性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审美理想传统的某种回归。

宗绪升：如何通过书法表现善？

崔树强：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书法是艺术，是追求美的，善不是它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在千百年来，书法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通过它所书写的文字内容，实际上在发挥着一种教化的功能。当一个人注目凝神欣赏一副对联、一个横幅的时候，不仅被它的笔墨之美所打动，也被它的内容之善所感染。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很多书法家对于索字者往往有“内容不雅者不应”的要求，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大多内容积极、启人深思、文辞隽永、耐人寻味。千百年来，书法在文人的精神世界和民俗的世风教化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功德无量。另一方面，中国书法批评中还形成了“以人论书”的传统，所谓把书品与人品相联系，影响到人们对书法家和作品的接受程度。这一品评标准，容易模糊艺术与道德的界限，使人们忽视艺术的独立性，但积极意义在于提倡习书者重视修德，提高艺术家的道德修养，把书法作品中的美中之善和善中之美结合在一起。

宗绪升：如何看待书法艺术与书法文化的关系？

崔树强：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文化。书法和中国文化精神之间，在思维方式和内在逻辑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中国文化重视生命，中国书法追求活趣。中国人以气的眼光看世界，认为通天下一气；中国书法家则认为，书以气为主，写字就是写气。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儒家安顿的是人的道德生命，道家安顿的是人的艺术生命，佛家关注的是生命的解脱。这些思想，在书法中都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书法以黑白两色为基调，以点画线条为手段，在中国艺术中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书法的基本观念。蒋彝先生在《中国书法》一书中，曾提及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中国，任何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东西都或多或少与书法有某些联系，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晦。”受此启发，我尝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讨论书法艺术精神的深层机制，及其所体现的根源性的智慧。我还尝试去梳理书法与若干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于是我撰写了《笔走龙蛇：中国书法文化二十讲》。但这可能会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书法无所不包，果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了。我的理解是，书法的精神气质和中国文化以及姊妹艺术的很多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书法就是中心或核心。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同文化和艺术形式在思维方式、精神特征、甚至表达方式上有很多相似，是很正常的事情。书法，也是这个活生生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纽结、一个网格。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一沙一须弥，一叶一如来，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阳，一双眼可以涵摄世界。书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书法中看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很多方面，可以感受到真正的中国味，仅此而已。书法在实用性日益丧失的今天，要想不沦为美丽的古董，而能显现出其文化上的光辉，那么，书法这条艺术的河流，就必须要汇入文化的大海，才能获得不绝的生命活力。河流因为沟通了大海，便获得了深厚的滋养和生命的源泉；大海因为河流的灌注，更增添了丰富的来源和新鲜的活力。而它们在本质的内在精神上，本来就是可以沟通的。

宗绪升：推荐几本有关书法美学方面的书籍如何？

崔树强：我推荐三本书，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陈振濂《书法美学》，三本书都有若干版本。

宗绪升：兄推荐熊秉明先生的著作，恰恰是我期待的，如果兄不推荐，我肯定会问及。最后，请问树强兄，兄先生对书法美学的研究与国内其他学者有何不同？谢谢！

崔树强：熊先生著作的最大特点是有宏观的架构，理论感很强，视野很开阔。他是在对古代书论全盘把握之后，梳理出中国书论的理论特点和内在逻辑，有自己的体系，书中很多观点令人很受启发。同时，熊先生具有中西方艺术比较的视野，这样往往能帮助读者注意到中国艺术观念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对书法艺术和中国文化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多有挖掘，这样的著作迄今为止也不多见。最后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文笔，行文并不晦涩，平实而唯美。

简介：

崔树强，北京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西南大学，现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黑白之间：中国书法审美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气的思想与中国书法》（人民出版社2010），《习书有法》（中华书局2014，），《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笔走龙蛇：中国书法文化二十讲》（重庆出版社2015）等。主编、参著和编著有《荷塘清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国美学通史·清代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百代书迹：中国书法简史》（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书为心画：书法理论批评》（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神采为上：书法审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意在笔先：书法创作技法》（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