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田熹晶博士

宗绪升：选择做王献之研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田熹晶：研究王献之最大的困难是资料贫乏。《晋书》中只有一千余字记载，其它记载也极其有限，所遗书帖，内容驳杂，且真伪莫辨。这些资料不断被历代研究者反复引用，早已毫无新意。我只有大量翻检史料，竭泽而渔，同时关注王献之研究学术史的进展情况，并不断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思考如何创新地利用材料。面对每一条珍贵的材料，争取做到不浪费每一个字提供的信息。虽然十几万字的论文暂时完成了，但是文中仍有很多不足，心下难免惴惴不安。

宗绪升：为什么选择王献之作为你的研究方向？

田熹晶：王献之生活的时代，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与其相关之更多记载和遗存亦泯灭无寻。由于史料之匮乏，他的生平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谜团。诸如其出生地、故宅、历官、婚姻、信仰、家族、交游、书法等等，大多模糊不清，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由于资料甚少，系统地研究王献之者并不多。现今留存最多的就是人们对他书法的评价，而对其生活的其它方面却关注很有限。人物个案研究本不是什么新鲜的选题，但是由于王献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之高和历代研究之不足而值得去做，但是颇有难度。有限的资料已经被人发掘殆尽，如何能做出新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最初对王献之的兴趣来自于他的一个书帖——《奉对帖》。帖云：“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这是怎样一种情感？于是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竟是历史上一桩悬案，这更激发了我的探求心，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做成了博士论文。

宗绪升：请简单地谈谈诸如出生地、服食与病痛及婚姻等有关王献之生平问题。

田熹晶：关于王献之的出生地，一直说法不一。一般有这样两种说法，一为“会稽说”；一为“临川说”；我提出了“吴兴说”。穆帝永和七年（351），会稽内史王述守母丧，王羲之得以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携家初度浙江。出生在建元二年（344）的王献之此时已经八岁，所以说王献之生于会稽，这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咸康六年（340）正月，庾亮将薨，疏请王羲之为江州刺史。是年，王羲之母丧服阙，出为江州刺史，咸康七年（341），王羲之堂弟王允之为江州刺史，此时王献之尚未出生。后王羲之又任护军将军，居建康，最后于永和七年（351）就任会稽内史，居会稽山阴，未再回临川任职。所以王献之亦没有机会出生在临川。

从公元341-348年的七年时间，对于王羲之的行踪本传缺载，而王献之恰恰生于此间。检南宋《嘉泰吴兴志》，云“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累迁吴兴太守，子献之。” 梁陶宏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曰：“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检王羲之书札，有一封他后来写给堂弟、当时的吴兴郡守王胡之的信，和王胡之商量归还田产的事。可以推断，王羲之任吴兴太守期间，康帝建元二年（344），王献之出生。

王献之传世书信中多言其病，知其身体病弱，四十三岁而卒。其病或为自身所成，或为服食所致。王献之书帖中多言病痛之感觉以及服药之情况或治疗之手段，以及与其他服食之亲友讨论服食之感受。王献之多年服食，骨瘦如柴，曾被范启调侃“掇皮无余润”。在王献之的书帖中多提及他患有面肿、脚痛、腹泻、肩胛痛、齿痛、头项痛、痈疮、虚劳等症，据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所记，这些症状在当时多因服食所致，寒食散却有很大的毒性，一旦违失节度，便可致病，甚至致命。

关于王献之的婚姻问题，史书记载简略，最早见于东晋裴启的《裴子语林》、又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其说又被《晋书》本传采用。对于他的离婚、选尚公主、以及与桃叶的关系，皆语焉不详。如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其离婚之故不可知”。经本人考证，在王羲之的晚年，王献之与其表姐郗昙之女道茂结婚，后或因家族矛盾离婚，郗道茂不久去世。王献之去建康做秘书郎，在秦淮河畔遇见歌女桃叶，并写下著名的《桃叶歌》，两情相悦，唱和往来。后来，王献之忽然被选尚新安公主，遂与桃叶分离。最初王献之“炙足以违诏”，终因反抗无效，和与桓济离婚的新安公主结婚。在王献之的感情生活中，让他至死犹悔的是与郗道茂离婚。

宗绪升：为什么说王献之具有双重性格？

田熹晶：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倾向，往往在他做决定的时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献之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一生的很多矛盾与痛苦，都归结于他看待事物的双重标准，两套完全独立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让他的生活和心境处于分裂之中。王献之在世四十二年（344-386），观其一生，高标傲世、尚奇求新、情深一往，而他的内心却充满着矛盾与纠结。经过对王献之的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如果只看一任何面，都无法真正了解他。什么是双重性格？从医学上讲，就是人在相同的时刻存在两种（或多种）思维方式，其中，各种思维的运转和决策不受其他思维方式的干扰和影响，完全独立运行。

王献之信仰道教，所以他服食养性，以求长生，而因为病痛，他又深深地怀疑服食的毒副作用，并且与兄弟们说起这件事。他不想做官，高迈不羁、遗世独立，却又服从于家族的惯例和父执的提携，亦步亦趋。他追求刻骨铭心的爱情，却又乖乖地去经历着离婚、尚主这些步骤。他以风流自居、名世，却早已背离了风流的真正品质和内涵，形式大于内容。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便是他的书法成就，他在书法方面天赋甚高，加之勤奋好学，敢于创新，在当世便书名卓著，另一方面他却自由散漫、傲慢无礼，耻于以此为役。王献之的性格中既追求中规中矩，又渴望标新立异；既想得到心灵的愉悦又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散漫不羁的背后是严谨精勤，风流洒脱的背后是内涵的缺失。王献之的双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后世之名，也造成了他的一生的种种悲剧。

宗绪升：王献之的交游对他书法风格有哪些影响？

田熹晶：王献之卓越的书法成就，离不开那个时代风尚的熏染和家学背景的积淀。这些善书者与王献之大多有某种关系，或为宗族、姻亲、同僚、道友等等，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多交集，所以说他们之间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圈子。东晋王、谢、郗、庾四大门阀士族，均以书法称胜。窦臮《述书赋》进行了一个概括曰：“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四大家族关系密切，王献之从出生到故去，一直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他的书法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

王献之自幼随父学书，对他的教导自不必说。据记载，王献之五岁的时候，卫夫人尚在世，曾写《大雅吟》相赠。王献之曾与谢安论书，申明自己的书法与其父王羲之“固当不同”。他也经常与同辈探讨书法，如王珣、王珉、王脩、郗超以及他的诸位兄长。王羲之诸子皆善书。王献之说王脩的书法“咄咄逼人”，说王珉的书法“骎骎恒欲度骅骝前”。王献之生活在这样一个书法氛围中，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书法风格的走向，最终他脱颖而出，以迥然不同的风格成就了自己与父亲并驾齐驱的盛名。

宗绪升：为什么说王献之书法是“创新书体”？请加以分析。

田熹晶：王献之在书法史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王羲之“尽善尽美”的高度上，能够改体创新。从文献记载分析，王献之早年学张芝、王羲之，走的是“精熟”一路，后来别创其法，张怀瓘《书断》中说王献之书“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就是师天然。那么，王献之别创之法，就是与“精熟”相对的“天然”之法。从早期的工巧、精熟到南朝的崇尚自然，这是观念的突破。王献之应该是这个观念的首先倡导者。

王献之书法的用笔，主要在于“外拓”，筋脉相连，多姿多彩。在当时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个性的东西，到了南朝，王献之的字受到了追捧，进而形成了一定的风气，不再是王羲之书法那种“中和”之美了。王羲之“内擫”运笔在指，王献之“外拓”，运笔在腕。所以王献之的字散朗、流美，自然天成。父子二人执笔、用笔不同，写出的字艺术效果也就不同。

王献之这种“非草非行”的“笔法体势”，徐浩《论书》名之曰“破体”、窦臮称之为“创草破正”。连属的笔势纵引而下，字字连环钩锁，打破了当时如王羲之等人的书写习惯，将放纵的情感随着笔墨流淌，一气呵成。王献之的书法“一笔而成，气脉通贯”，和罗丹所指出的通贯宇宙的一根线，一千年间，东西艺人，遥遥相印。

王献之是魏晋趋新尚妍书风的受益者，又是魏晋风韵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东晋后期更开行草法度之门，是魏晋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推陈出新的成功典范。王羲之的书法作为“古质”的代表，而王献之的书法成为“今妍”的趋势。东晋末到南朝时，王献之书法的影响超过了钟繇、王羲之。

宗绪升：请介绍几位受王献之影响最大的几位书家。

田熹晶：王献之的草书风格独特，一改前人体势，被张怀瓘称作“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受他影响的书家很多。如现存的《万岁通天贴》中王慈的《柏酒帖》、王志的《喉痛帖》，粗犷豪放、奇趣横生，是对王献之书法的继承和发扬。清吴德旋云“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沈曾植说：“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唐人张旭、怀素等人的狂草，多从王献之化出。五代杨凝式学习王献之亦取得卓越成就。宋代米芾对王献之推崇备至。”黄庭坚言“大令草入神品”，同时也借鉴了王献之的草书笔法，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草书风格。元、明、清以降，学王献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代不乏人，如元代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傅山、清代王铎等等。可以说王献之开创大草之门，千百年来，对后世书风影响深远。

宗绪升：你做王献之研究，那么你的书风是否会被你的研究所左右？谢谢！

田熹晶：这个应该不会。赵壹《非草书》说得好，“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我虽研究王献之，也非常推崇他的书法，但是他的风格不一定适合我，无须强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