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刘天琪博士

简历：

刘天琪，美术学博士，字师子，别署两由轩、谦谦堂。1972年生于黄龙府。现为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幼承庭训，识字之余，喜作擘窠大字，遂有志于书道。200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获书法史与书法文献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博士生导师丛 文俊先生。200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美术理论家、美术学博士生导师程征先生。主要从事美术考古与古代碑志文化、近现代美术史等学术研究，兼事书法篆刻创作。目前主持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书法典》编纂工作、教育部青年基金《古代墓志志盖题铭艺术研究》项目。有《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碑帖学导论》等学术专著行世。

学术论文入选全国第七届书学理论研讨会；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八届书学理论研讨会；首届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论坛；第七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国际研讨会；第八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第二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研讨会等。书法作品参加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大展等。共有20余篇学术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国家博物馆馆刊》《美术观察》《书法研究》《书法》《美术学报》《美苑》《中华书道》（台湾）等专业报刊。其中，首次提出的“题铭书刻”、“类鸟虫书”等命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多次被引用。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海南印社副社长。

宗绪升：天琪兄，好久不见呀。自从你2003年硕士毕业，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了。我知道你和《青少年书法报》有渊源，先谈谈这个吧。

刘天琪：是呀，说起来，我于书法学术上的起步与《青少年书法报》有关呢。1998年，当时我还在长春工作，与书法家任宗厚先生交游甚多。那一年年底，应何昌贵先生的邀请，任先生带我及汪鹏辉老兄一道造访《青少年书法报》社。从那时开始，我以《清庐漫谈》形式，连续发表了六篇书法评论文章，引起一定的关注。同时，我也尝试撰写相关书法理论文章。大概是1999年的4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青少年书法报》上，而且是整版刊发。当时我非常的激动与兴奋，这在无形之中极大地促进我对书法艺术投入更大的精力与时间，也在无形之中促使从那时起决定考取吉林大学丛文俊先生的书法硕士研究生。

宗绪升：作为当代研究我国古代碑志为数不多的青年学者，你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并逐渐在学界产生影响。介绍一下您相关的求学经历，这些经历对你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呢？

刘天琪：目前，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突破而已，只是做了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我从事美术考古与古代碑志研究，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从小喜欢读书和写作，更喜欢书法。参加工作之后，常参加省市或全国的书法展事，这就需要临习古代的字帖。临摹之时，会有许多的字不认识，尤其是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犹如天书，同时，碑帖内容也不大能懂。那时的我，充满了困惑，这促使自己对文字与书法艺术等相关内容的关注更多。我买相关书籍来解决问题，但往往解决不了，为此我很烦恼。1998年秋，我与朋友参与筹备“红楼梦”全国书法大展时，有幸遇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丛文俊教授。其实也是巧合，因为展览展标由丛先生题写，我便按照先生所提供的地址去家中取。先生正在撰写《中国书法史·先秦卷》及导言。在先生略显局促的书房中，我与之进行了短暂交谈，从而改变与决定了我现在的游学从艺经历。2000年秋，我考入丛文俊先生门下攻读书法史与书法文献硕士学位。先生耳提面命之下，我不仅对书法学、铭刻学、书法文献学等有了一定的学习与掌握，同时也慢慢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术方向。硕士学位论文我选择了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研究，在查阅收集古代碑刻文献资料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古代墓志的资料，这也为我后来读美术考古博士学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03年硕士毕业后，我从东北远赴海南师范大学任教，在给美术学院美术、书法本科生讲授书法古代书画艺术时，涉及到大量的铭刻艺术，这促使我在古代铭刻艺术方面更为用心。2006年，我放弃了优越的大学教师工作，负笈长安，师从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征先生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2009年毕业后就留在西安，继续进行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

应该说，吉林大学与西安美院二者颇为不同。学校文化的不同，学术思想也大不相同。吉大为老牌以文史著称的学校，尤其我读书的古籍研究所，是由著名考古学家于省吾先生、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及罗继祖先生创建，以考古学、历史文献学为学术根基，重资料，重考据，绍乾嘉学派之遗风，在全国考古、历史学界有重要影响。而西美则是重要的美术专业学府，以美术创作见长。但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由王子云先生开创的美术田野考古方法与学术，一直有比较好的传承，象程征、王宁宇、李凇等先生的学术思想，多受王子云先生的影响，可谓后继有人。我在这样两所颇为不同的学院读书，知识结构交错互补，正好弥补了我对美术知识的不足，在这点上，两校殊途同归，让我受益一生。

宗绪升：你在西安美术学院就读博士时，主要做的是美术考古与汉唐碑志方面的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也选择了相关课题。请你谈与此相关的问题吧。

刘天琪：2006年9月我来西安美术学院读博不久，李淞教授带队进行黄河中下游古代石刻艺术考察，由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至山东青州东魏佛教造像等近20处古迹遗物的考察，使我对古代铭刻艺术有了立体而详实的感受。2007年10月，程征先生、周晓陆先生、王宁宇教授带队，进行了黄河上游西部古代艺术与文化考察，由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至敦煌石窟等近50处古代文化遗存、以及陕西关中地区汉唐陵墓碑志、博物馆的考察，极大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充实了我逐渐积累的基础资料，逐步完善并初步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我后期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美术史上看，今天能看到的古代美术作品，相当多的是铭刻在陶、玉、金属、石、木等材质的器物之上，而得以保存至今；从金石史与书法史上看，存世的宋代以前大量的书法作品都是以墓碑、墓志、造像题名及刻帖等铭刻方式留存下来，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墨迹作品。其中，以墓志的铭刻为最大一宗。目前，学界对墓志研究是比较广泛而深入的，在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美术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然而，这些成就基本都是局限于对墓志志文的研究而取得的，对于组成墓志的重要部分 ———墓志盖题铭，却关注不够或无人问津，是有待填补的学术空白。我与导师程征先生多次沟通、论证之后，决定从考察古代“题铭书刻”入手，以《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应该说，清代以来关于古代墓志的研究甚多，但多集中在编目整理、文字考释、志文考证、历史研究、书体演进与书法艺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相比之下，作为墓志组成的重要部分----墓志盖题铭，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相关研究也很是薄弱，长期以来被受冷落，至今仍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目前，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对墓志的形制演进、书体变迁、制作工艺及所蕴含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与传统金石学相比，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进步，也拓展了学术视野。正是受这个大的学术背景影响，我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研究》的过程中，把搜集到的碑志基础材料作以分类和粗略的学术分析。在西美读博士时，在几次艺术与文化遗迹考察之后，我又多次考察去河南千唐志斋、西安碑林等墓志专藏博物馆考察并请教碑志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翻阅、整理了大量的墓志材料与拓片，在此基础之上，我以隋唐时期的墓志盖题铭为主要研究对象，进一步考察和挖掘墓志与丧葬礼制的文化内涵，拓展墓志研究领域。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日前已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其中，论文中你首次提出了“题铭书刻”概念，并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反响，这个概念具体是什么？如何理解？

刘天琪：从形式上看，因不同的表现媒质与载体，使得题铭文字的书刻式样也大不相同。广义上的“题铭书刻”，指在某种器物上刻划上有标识性质的文字。它不仅包涵青铜鼎彝、碑额、墓志盖、印章等具有一定礼仪器物之上的题铭，也包括钱币、权、量、镜、砖瓦等日常生产生活器物及兵器等上的题铭。其中青铜鼎彝、印章、有字瓦当、有字砖等上的铭刻文字，虽然绝大多数属于以铸造等工艺一次成形，因其模具也是雕凿镌刻而成，故尔文字的表现形式也是题铭书刻的基本式样。

狭义上的“题铭书刻”，指施之于碑碣、墓志等一定的礼制仪规器物之上，不仅具有标识性质，更重要的是表达庄重或特定的文化含义，有一定的社会共约性或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题铭书刻的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字式题铭书刻，如碑额、墓志盖题；一种是半文半图式题铭书刻，如铸有纹饰的印章、瓦当以及刻有四神、十二生肖或花草等纹样的墓志盖等等。题铭书刻之“书”，就是书写，指以某种式样的文字书写在某种器物之上，重在书写的式样；“刻”，就是镌刻，指以一定的方式把器物上的文字按原样镌刻出来，重在工艺优劣。题铭是最终样式，而“书”与“刻”的过程决定了样式美观与否，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题铭之艺术性，包括书法美感也就决定于此。墓志作为丧葬礼俗的特定道具，其志盖题铭镌刻着墓主的姓氏、官爵、地望等重要的标志性信息，是古代“题铭书刻”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通过对其源流、式样以及文化内涵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窥探“题铭书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与不同的文化、地域等特征，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我的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亦在于此。最近我有一篇相关文章发在《中国书法》2012年第三期上，可以读一下。

宗绪升：近10年来你一直从事古代碑志的相关研究，尤其是针对碑志的题额，历时三载对其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你的博士论文《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拓展了墓志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请你谈谈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

刘天琪：应该说，我并不是研究古代墓志志盖题铭的第一人。象我的师兄马新宇就有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题铭研究》（2001年）。该文从鸟虫书入手，对隋唐以前的墓志盖题铭书体的式样、风格以及刻制工艺等问题有比较详细的探讨，具开拓意义。逢成华硕士论文《北朝造像记书法研究》（2002年）、杨频硕士论文《汉魏两晋南朝碑额志盖书法研究》也都关注到志盖题铭书法问题，但多为艺术风格比较分析，并未上升到“题铭书刻”这一概念上。而我的相关学术研究，在“题铭书刻”这一总旨下，主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于墓志本身，廓清其起源、形制及其题铭制度的文化蕴涵。墓志形制与祭祀天神及先祖的明堂（方坛形状）有关，题铭制度的确立是当时生死观与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二者均带有极强的文化特质，是一定社会阶段的典制、仪礼与文化的积淀，是一定时期丧葬文化与社会习俗的综合反映。其二，于志盖题铭书体上，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文字学史、书法史、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考察隋唐墓志题铭的各种书体及书法风尚，并首次提出了“题铭书刻”的概念。同时提出碑志题铭书体与纹饰的演变与艺术风格的转移，都是社会对文字、书法与美术不断选择与修正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文化理念与政治观念的综合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将填补美术考古学、书法学、美术学研究的空白。第三，于志盖题铭的文化上，通过考察与分析地域风格、谶语墓志、装饰纹样等内容，初步建立志盖题铭与装饰是墓志特质文化具体反映的观念，并通过汉字的文化符号功能考察当时的习俗与观念。提出题铭所用书体式样及装饰方法的雷同，是传承的稳定性与普遍性，书体杂糅现象则与铭石书的传统及有意识的艺术化追求有关，也是书体范式被解散、泛化的原因所造成。第四，于艺术史的研究上，结合历史文献学、金石学、书法史学、工艺美学等学科知识，重点考察了书手、刻工与墓志题铭间的关系，并对墓志及志盖题铭的刻制工艺等问题作全面的考察。应该看到，书手、刻工的资料是一份珍贵的古代艺术史资料。刻石制度与书法形式（包括字体、书体乃至布局）、刻制工艺间的种种关系，都是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但长期以来最为人忽视。

宗绪升：祝贺你在碑志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应该说，关于碑志题铭研究的确是个空白领域。我想，对墓志题铭来说，因为它毕竟属于丧葬礼仪中重要的祔属品，可能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更为特殊，你个人如何认识的？

刘天琪：绪升兄的看法极有道理。从表面上看，墓志题铭只是某种书体的书刻方式，但从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考察来看，它不仅蕴藏着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形式与基本内涵，而且有着极其独立的文化特质，对研究我国古代民俗民间文化、丧葬礼制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突显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第一，我们认为，墓碑之碑额与墓志之志盖，不仅有保护志文的外部功用，从形制到题铭，从文字到纹饰，都具有一定文化涵义，体现了古代丧葬礼俗的某种特殊的神秘文化意蕴，而且通过碑志题铭既可观文字与书法之中演进与流变，并以汉字的文化符号功能考察当时的习俗与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变迁。第二，古代碑志之题铭文字，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一直深受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影响，不仅表现出历史的选择性与历史惯性，更重要是在丧葬文化与礼制中，这种题铭文字的书写与镌刻深刻反映一个时代与社会的书写特征、书法风尚，题铭文字所呈现的各种书体，不仅完整地体现了文字演进的清晰脉络，同时也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脉络。第三，通过古代碑志题铭与纹饰的源流、式样以及文化内涵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窥探“题铭书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与不同的文化、地域等特征，与传统金石学等相比，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拓宽了墓志研究的学术视野，弥补当代墓志研究的不足，并为古代碑志与书法文化的综合研究提供一个范式。      

宗绪升：从传世的书法作品看，宋代以前的作品大都以青铜、石刻等铭刻形式存世。其中碑志是最大一宗，也是最为重要的载体，请您谈谈相关的知识与问题？

刘天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法国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拓本图录》中曾指出“向来谈文献学（philology）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缺正误，前贤论之详矣。”因而碑志有更清晰的学术定位。其所蕴含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史学、美术学、文学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或学科）的丰富可靠资料，被当代学术界以第一手资料获之为至幸。此外，碑志又是记录中国文字发展重要的载体，尤其是唐代以前的石刻，可以清晰考察中国文字演进的脉络。同时，碑志等石刻又是中国书法发展最重要的记录载体，书法附着于文字，没有文字就无从谈书法，但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书法艺术。也就是说，“题铭书刻”并不等同于书法。有些墓志的文字题铭，并不具备书法上的意义，只是一种文字的书写与刻划，是一个记录的载体，有文物价值。从古代碑志题铭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样两个基本要素。其一，古代的书体样式、书法风格附着于文字，古人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既有为实用书写的一面，又有不断赋与其艺术品质，使之成为多姿多采的书法的一面。其二，不同式样的书体其功用不尽相同，不仅具有复杂而微妙的象征意义，同时与彼时之文化相依相伴，凸显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人们抽绎墓志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分析墓志之形制，赋以阴阳五行思想而宗教化；比较墓志盖题铭式样之演进，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讨论题铭书体之书风转变，赋以时代影响而艺术化。

宗绪升：日前，你被任命主持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典·书法典》的编纂工作，可喜可贺。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目前进展如何？

刘天琪：《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之一，为国家重要的文化项目，由财政部出资2.2亿元人民币完成。《中华大典》分24部类，包括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其下又分141个分典。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我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其中，艺术典列为第八类，共8个分典，包括绘画、陶瓷、工艺美术、书法、雕塑、服饰纹样、戏曲文艺、音乐，主编为著名美术学家金维诺先生，副主编为著名美术史家李松先生。2011年5月，经程征先生推荐，决定由我担任《书法分典》的主编工作，并委托《中华大典》办公室及《中华大典·艺术典》的出版单位岳麓书社办理相关手续。目前，已经组成由8位书法博士提纲的编纂队伍，工作进展顺利。应该说，这一项工程代表了目前国家最高的艺术荣誉，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会竭力完成，以不负各位前辈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