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白锐博士

宗绪升：白锐兄好！我们从沈鹏先生的“十六字书学理念”谈起，这十六字中有“弘扬原创”与“尊重个性”八字，请问锐兄，你对“原创”与“个性”的理解？你认为“原创”该如何“弘扬”？“个性”该如何“尊重”？

白  锐：沈鹏老师根据多年来对书法艺术的实践和探索、对书法美学的研究与思考，以学者的高度与深度，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的十六字书学理念。所谓“弘扬原创”，要从书法传统的经脉中找到一个方面，加以发扬，变成自己的东西。即在整合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调动潜意识深处的积极因素，把创造意识提到具有独立个性的高度上来。沈先生强调的“原创”精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创造，它依靠对书法传统的长期浸润和深厚积累，借助深入的艺术思考和偶发的灵感升华，而产生的新艺术理念或艺术技巧。它是在旧有与新生之间，把握书法艺术的新变。由此，这样的“原创”是充分做到了对传统的“躬身致敬”，而又具有创造性地发挥。另外，要尊重书家的艺术个性。每个书法家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闪光点，如何把这些闪光点放大，形成书家个人的书法特色，其前提就是尊重个性。当然，由于书家的内在天赋和后天学养不同，对于书法的理解和感悟也不尽相同，就会表现不同的艺术个性。对此，我们要充分尊重其他书家在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的艺术个性，善于扬弃个性中的优点和缺点，善于对其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而不以个人好恶，进行单向度的书法审美。

宗绪升：有人提出书法创作当张扬个性，你认为呢?

白  锐：书法创作一定要张扬个性，这很重要，但张扬个性需要前提，那就是要认真学习传统并继承传统。有些人远离古法、下笔无由、任笔为体、故弄玄虚，却宣称独标新意与张扬个性，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他们毫无任何基本功，连门都没入，何谈艺术个性呢？不过，真正进入书法艺术创作的层面，突出艺术个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宋人晁补之曾说，“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因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所独有”，这便是说艺术个性的问题。此书家之所以不同于彼书家，就在于他们的书法创作有不同的艺术个性。

宗绪升：就取法来讲，曾经有位老先生说，要取法共性的东西，而非取法个性强的，你怎么看待？

白  锐：我同意这位老先生的观点。取法，尤其在学习的初期，更应该学习共性的东西，比如大家都取法书圣王羲之，并能获取不同的滋养。正如，唐人张泊曾说：“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王羲之可以说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基准书家”，是历代书家的楷模和榜样，取法王羲之，是取法共性的一种表现。然而，艺术审美中的共性与个性却是相对的。任何美的形态，最初进入接受视野时，都是个性化的，但是随着接受面的扩大，当它逐步被人们认可时，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共性的美，从而不断推动艺术的进步与发展。

宗绪升：何为“伪书法”？它会带来怎么的误导？

白  锐：所谓“伪书法”，就是把写字等于书法，甚或把书法当成杂耍的一系列打着书法艺术旗号却背离书法艺术本体的行为。“伪书法”的出现混乱了书法审美的视听，极大误导了公众对书法艺术应有的审美。举例而言，长期以来“书法”与“写字”的边界模糊，成了“伪书法”滋生的温床。很多人以为只要拿起毛笔书写，就是书法，似乎成为“书法家”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门槛。这种观点极大降低了书法的技术和文化含量，也严重地破坏了书法之为书法的审美价值。“人们常常把写字的人当作书法家，把书法家当成不会写字的人”，看似戏言，却非常深刻地道出了书法标准的阙如以及遭到“异化”的现状。在书法圈之外的接受群体，往往把是否可以认知作为衡量书法好坏的标准，“这个字我认识，写得好。这个字，我不认识，就写得不好”，或者“这个字写得横平竖直、有劲、漂亮，我喜欢”。书法圈之内，一些“伪传统”、“伪创新”的风气盛行，所谓的“雅俗共赏”的书风，争相传阅、混淆视听；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风格却被视为异端、无人喝彩。

宗绪升：你所谓的“传统审美”指什么？它有什么片面性？

白  锐：在拙文《我们离书法审美到底有多远》中谈到“传统审美”的问题，        这一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语境，在篇文章中我是如此阐述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士大夫的精英文化密不可分，因此不夸张的说，中国古代书法史由东晋二王传统以降的帖学史为代表。帖学受到认可，一方面源自其清朗俊逸、秀美雅致、灵动妩媚的优美风格；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到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代表性书家均以帖学传世的影响。对帖学的顶礼膜拜，绵延至今，成为书法界的主流审美取向。而碑学的境遇则不太相同，由于书写者、镌刻者身份较低，在古代，碑派风格长期受到冷落，直至康有为“崇碑”观念的提出，才有所缓解。但在当代，对碑派风格的审美，仍然处在另眼相看的地位。人们往往站在帖学传统的立场上观照碑学，认为它是丑的、怪的、不美的书法形态，由于风格流派的片面性，影响了人们对碑派传统意义及风格的认知。碑学也是传统，其风格以天真自然、朴素生动、不拘一格的特点开书法审美的另一境界，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书法的审美是多元的，也是开放的。书法的传统既包括“帖”，也包括“碑”，二者同样重要。对书法艺术进行审美，如果过分强调“帖”而否定“碑”，抑或强调“碑”而否定“帖”，都有失偏颇。因为碑帖共同构筑的书法传统具有完整性，我们对书法的审美理应具有完整性。

宗绪升：请谈谈书法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白  锐：沈鹏先生《书法，在比较中索解》一文，展开对诗、书、画的比较，提出了“书法是纯形式的，它的形式即内容”的重要论断。我非常认同沈先生的这一观点。这一论述是大胆的，有拓展性的，也是颇具原创力的！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是最常见的误解。一首诗，一篇散文，只是书写时采用的“素材”，而并非“内容”。“素材≠内容”，这是对书法“内容”理解的关键所在。书法的形式就是书法艺术的本体，包含点、线、面、块的节奏美、韵律美、结构美以及组合后的对比美、通篇完整美等，而这也是书法的内容。在“书法形式即内容”观点的引领下，我们更容易切入书法本体之美，理解书法的审美之维。创作者只有运用书法个性语言，而不计较文字素材，才是真正进入书法本体的创作。

宗绪升：如熊秉明、白谦慎、平山观月等学者对书法的阐释与国内学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白  锐：熊秉明、白谦慎、平山观月等学者与国内书法史论专家、书法理论家对书法阐释的角度和方法不太相同。以白谦慎老师的大作《傅山的世界》为例，采用艺术社会史的方法，将傅山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从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白老师的研究方法对国内的书法史学研究是非常有启发的。其实，近年来，国内书法史论、书法理论界的学者对书法的阐释与解读，也有很多新的拓展。尤其是沃兴华和胡抗美两位先生从书法实践出发，结合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古典书论中的“势”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以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当代书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洋洋大观，这个博士论文完成后，你从中发现了哪些学术界尚未关注的东西？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白  锐：我的博士论文《唐宋〈兰亭序〉接受问题研究》，对唐宋时期对《兰亭序》的接受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梳理。由于时间和个人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研究只是展开“冰山一角”，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果说它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采用了西方接受美学的观点，对古典书学进行研究，这一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较多，但在书学界还是比较新颖的。在研究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兰亭序》的各种典籍、版本、史料、著述、评价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类，让我对“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宗绪升：你与丁剑在我们报纸上的访谈，我都认认真真读了，这些学者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白  锐：我和丁剑兄是在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课题班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丁兄是网络上知名的书画评论家，一次聊天，我们谈到可以做个访谈节目，于是很快付诸行动。到目前为止，先后采访了莫言、冯骥才、周有光、陈传席、吴悦石、姜澄清六位先生，他们都是知名的文化学者和专家。我们感觉这样的访谈特别有意义，因此很想把它坚持下去。能有机会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文化界的前辈，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我深感荣幸，也受益匪浅。他们对我的最大影响有这么几点，他们的文化责任感、文化的使命感深深感染了我；他们身体力行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们对学术的虔诚敬畏、认真严谨的态度深深教育了我；他们虚怀若谷、平易随和的人格魅力深深启迪了我。

宗绪升：从你的角度，推荐几本你认为当代人有必要读的书如何？谢谢！

白 锐：呵呵，要读的书太多了，只举几本，是不是太难了。那我们就不论专业来说，我认为《论语》、《道德经》、《庄子》作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必读书目。西方著作也是不胜枚举，比如柏拉图《理想国》，但我个人比较喜欢《浮士德》，“浮士德”那种永不满足、永远进取的精神，会给我们很多教益。最后非常感谢您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