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精神病患者》自序- -非说不可的话        

《1号精神病患者》初稿完成于2004年底，完稿后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东西就放下了，打算放上几年后再修改再出版。基于两个因素，才提前和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见面了。一是一次突发的灵感。2006年5月，我和西北师大的 党鸿枢教授应河西学院院长朱卫国先生邀请，赴河西学院讲学。党教授讲《港台文学》我讲《影视文学创作》。我俩课后在房间喧谎儿时，电视里的一则新闻故事感染了我。这个故事很是惊心动魄，老婆把老公当成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这故事让我想起了搁置了近两年的《1号精神病患者》，当初这部东西不就缺个这样的切入点吗？对了！缺的就是电视新闻故事里这个绝妙的好“办法”：既让全心全意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央“1号文件”的女代市长合情合理的失踪，又能置女代市长于死地！于是乎我兴奋的手舞足蹈……老教授和河西学院中文系唐主任听完我讲的故事后，都建议我马上出书。二是我欠出版社的文债有点多了，又适逢作家出版社编辑部韩星老师受王宝生先生委托，专程到兰州看我。老朋友相见很是高兴，兴奋之际，我决定把这部拙作交给我特别尊重的作家出版社。

改完《1号精神病患者》的最后一个字时，秋天早晨红彤彤的太阳已经透过奶油色的窗帘照在了宽大的写字台上。书桌上君子兰、蓝宝石的半边脸被早晨的日头爷逗的羞答答的红着脸，还低了头……我起身摇头晃脑放松身体各个部位时，邮递员送来了当天的《法制日报》。翻开第七版看时，我又被周文馨女士的报道打动了，心中油然产生了为自己的这部拙作说几句话的念头。

《法制日报》第七版整版报到的正是《1号精神病患者》中“下单村”农民铅中毒的事件，通栏标题是《徽县铅中毒事件：环保与利税孰轻孰重？》读完报道后，我的心情亦喜亦忧。喜的是《法治日报》的周文馨女士，铁肩担道义，为老百姓仗义执言，终于给这个“害农工厂”曝了光，让其坑农、害农的丑行暴露在了阳光下。我由此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这个“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家伙”并不是孤立的，而且其同盟军的阵容在不断扩大。忧的是：为什么受害者总是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农民？为什么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如《1号精神病患者》中的市委副书记张三元、市政府副市长魏仁民）吃着人民的，拿着人民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不为农民办事呢？为什么这些人在官位面前、在利益面前损害的总是农民的利益呢？为什么他们总是和中央的“1号文件”相悖呢？为什么……

我在写《1号精神病患者》时，魏仁民张三元一伙制造那些坑农害农的事件时，是心惊肉跳的，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让王岚如等人把他们的丑恶心径揭露出来。可是，《法治日报》披露的事件则是赤裸裸的、明目张胆的：“一边是自然环境和农民健康的巨大牺牲，一边是冶炼企业年3000多万元产值和年交财政的200余万元税金……”

做为一名作家，我感觉自己是称职的，就像《法制日报》的周文馨女士是一位称职的记者一样。我俩都属于那种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人，所以，我们把共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三农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