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最受非议处,不是弃巩俐、娶小31岁妻,而是忽悠五位男女
张艺谋最受非议处,不是弃巩俐、娶小31岁妻,而是忽悠五位男女
张艺谋近作《长城》,带有某种隐寓性。从他的创作轨迹来看,张艺谋实现了从攻城到守城的转变。《长城》是一个典型的守城之作,反映了各方力量,坚守着城池,防止外来势力的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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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的守城图景
而早期张艺谋走上影坛的作品,却是打着气势汹汹的攻城的姿态,给予影坛以强烈的冲击。
在张艺谋第一部导演的《红高粱》中,主人公是土匪,他的目的是杀人越货,夺取酒坊的家业与产业,还有酒坊老板的女人。在影片里,主人公的生存的空间在城外,他通过杀死老板、劫夺老板娘而成功地上位,成为酒坊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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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中对老板女人的攻掠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我们继续看到,在一个大宅里,老爷的地位岌岌可危,面临着外来男性力量的觊觎。老爷在影片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甚至只有后脑勺,而没有面孔。它象征着此时的张艺谋的观看,是仰视着的。这时候,张艺谋通过影片,传达着对老爷的财富还有老爷身边的女人的心仪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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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镜头中体现出对大宅的觊觎
多少年后,一个极为反讽的事实是,张艺谋成了他电影里的老爷,守着大片财富,同时也守着女人。在《红高粱》里,酒坊老板是作为一个病态的躯体而存在的,患有麻风病;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也被电影赋予了一种权力象征的光环,张艺谋在镜头中显示出的所有目光,都在窥测着老爷,对老爷的非人性化,张艺谋在电影里作出了夸大的呈现。而当他有一天到了老爷的年龄的时候,张艺谋却把他当年批判的老爷所干的行径,克隆得如火纯青,亦步亦趋,而又心安理得。
这实际上反映出,青年人处于一种攻城掠地的地位,对老爷的一切,都心摹手追,为了强化青年人的魅力,便丑化老爷,把老爷写成病态,写成不要脸,但是,等这些青年人具有了老爷的资格后,他的心态变了。表现在张艺谋身上,他对老爷的财富与权力开始取守势了。
张艺谋这种矛盾的转折点在《英雄》一片中。整个影片的表面样式,仍然是一种攻城的模式,但是,影片中的刺客(李连杰饰)在他的进攻性刺杀的行动即将可以实现的时候,他放弃了他的行动。这个电影暗示着张艺谋的立场定位,已经从一个攻城的刺客,转向为守城的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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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张艺谋电影的转折点
到了《长城》中,张艺谋彻底地站到了城里的位置,先守长城,后守皇宫,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在不假思索、一心一意地守护着权力与地位,甚至城里的守将也是与老爷地位并驾齐驱的女人。
张艺谋与小31岁的妻子结婚,生下孩子,他的行为,其实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的所作所为,但当年用后脑勺子来显示老爷的工具性,以证明他不具备任何的人伦情感,但是,在张艺谋扮着实际生活中的老爷的时候,他已经把他当年对老爷的那种轻蔑、无视之情弃若弊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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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与现任妻子
当然,张艺谋与年龄可以成为他女儿的妻子结婚,这是他的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是否也值得同情?值得用一个电影来批判他么?老爷有钱有势,女人自然呼啸而至,这是老爷的能耐,这里面有什么悲剧可言?如果按照老爷的悲剧移植到张艺谋的现实生活,我们能说张艺谋的二婚生孩也是一场悲剧吗?根本不能。
显然,张艺谋用他的到了老爷的年龄,破除了他当年对老爷的觊觎、讽刺与抨击。这正所谓“屁股指挥脑袋”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版。
但这一切,还不是张艺谋最为人诟病的。张艺谋一生中最遭人非议的,是他在1993年的时候,竟然让五个不同性别的男女作家,为他写同样的一部小说。
1993年的张艺谋导演过《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权倾一时,盛气凌人,露出他缺乏精神内质的败絮的《英雄》、《十面埋伏》还没有出现,这时候的他,也许受他电影里的“老爷”的感染,也玩起了钦点妻妾的赏心乐事。
当时,他向文坛五位作家“订购”以武则天为题的长篇小说,所谓“订购”,意为预付款以购买“命题作文”,同时先期买断小说的影视改编权。
一时间,1993年的奇葩事件,是五部关于《武则天》的长篇小说闪耀登场。
这五个作家是:
北村,1965年生,福建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他拍成电影的作品有《周渔的火车》。他的小说《武则天》的封面上横贯着广告语是:“张艺谋大电影武则天指定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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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的《武则天》
女作家须兰,1969年生,上海人,曾担任香港电影《投名状》编剧。以中短篇小说为强项,查了一下她的百度资料,长篇小说中还只有为张艺谋打造的《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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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兰
赵玫,1954年生,天津人。
须兰与赵玫的《武则天》合集封面上,印着的广告词是“张艺谋为巩俐度身定做拍巨片,两位女性隐逸作家孤注一掷纤手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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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兰、赵玫的《武则天》
苏童的《武则天》又名《紫檀木球》。苏童的受邀,显然是他的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名声大噪。苏童的早期作品,被认为是对莫言的模仿,莫言将自己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打造成一个著名的故事发生地点,苏童也依样画葫芦,设置了一个“枫杨树”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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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的《武则天》
那么,为什么莫言没有在张艺谋的受邀的范围内呢?其实,之前莫言还是为张艺谋写过一篇特约小说的,这就是《白棉花》,但这个小说的题材放在现代环境下,缺少传奇性,且描写的主题是一起没有多少价值含量的偷情故事,与《红高粱》里的抗日主题的一俊遮白丑,相差太远。张艺谋放弃了这部小说,但这小说后来还是被台湾导演拍成电影,苏有朋、宁静扮演主角,台湾导演对大陆的生活一无所知,又请来了台湾的明星演员,电影拍的毫无真实感,一点没有反响。这个台湾导演本想沾一点《红高粱》光,但适得其反,最终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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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棉花》
格非的《武则天》又名《推背图》。这部小说现在收在格非的小说集《青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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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的小说集《青黄》
巧合的是,苏童与格非很有一点暗脉相通,两个人同时被张艺谋钦点,均在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可惜,这五部《武则天》没有一部进入张艺谋的法眼,而实际上,张艺谋犯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老爷一样的错,就是他认为用一个大宅子,就可以把五个妻妾平安无事地装在一起。
五位作家,其实他们的颜值不同,内韵不同,语言不同,非要把他们捏合成一个为自己“捶脚”的绕指柔的女人,背后反映的是张艺谋根本不了解文学创作的真谛。
只是当时的张艺谋的气场太大,把中国文坛的重榜作家都忽悠了过来,像老爷一样,“点妃侍寝”,让五位男女作家一字排开,听候他“择善而用”,但是,等同于“妻妾成群”身份的五部同题作品,毕竟各有个性,怎么能够被他“一床包揽”?
而事实上,之后的作家都敬张艺谋而远之,再也没有听说哪一个作家为张艺谋度身打造小说了。
更为滑稽的是,这五部《武则天》如何来写?现在流行的武则天的所谓糜烂生活,在正史中,一直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在《哈佛中国史》的唐朝卷里,就明白地指出这一点:“值得尊敬的《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在指出历史记录的偏见后,仍然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武氏为嫁祸某个敌人而谋杀亲子,处死人之前先毁损其肢体,豢养大量面首,迷信且易于受巫术的操纵,以及很多其他此类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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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史接着分析道:“虽然不能证明其中哪些事件没有发生(如何证明一个否定的观点?),但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是真的。不幸的是,这就意味着唐朝廷这段60年的历史将完全空白。”
五位作家一窝风地卷进张艺谋的圈套,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他们写出的同题材的五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因为他们立足的正是人云亦云的共性的武则天的淫荡传说。
因此,张艺谋在他的如日中天时期,对作家群的肆意玩弄,构成了他的一生中最令人不齿的诟病处。这个存在,也提醒了日后作家们对张艺谋的戒备。
而值得注意的是,失去了作家文学滋养的张艺谋,日益在他的理念与思想上,暴露出他的精神空间的欠缺。而到了《长城》里,他已经听从美国编剧的耳提面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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