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遮掩与张扬

《拉贝日记》可以说完全是按照好莱坞模式打造的一部情节片，而《南京南京》则是特有的中国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一种片种。很难说中国电影有什么特点，但有一点应该比较特别的是，就是中国电影大多在情节上比较生硬，镜头上比较呆板，说白了一点，中国大多数影片是非好莱坞化的，但也没有找到适合民族特征的表达方式。在《南京南京》中，我们稍与《拉贝日记》比较一下，就可以很鲜明地看出两者叙事方式的不同来。《南京南京》里基本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索，也缺乏戏剧冲突，人物的对话更是少得可怜，台词量可能只占到《拉贝日记》的三分之一，电影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在各个历史事件之间跳来跳去。这种基本踢开戏剧性冲突的电影，基本已经成了中国电影走上国际影坛的一种通用型范本。当年第五代导演乃至今天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电影，大多数有着这种雷同的风格。

但《拉贝日记》不同，它没有多少停顿，一直把事件与人物放在冲突中，不断地给每一个片段，制造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效果。比如开始部分，我们看到悬念的释疑，就是拉贝是否留下来，一直到所有的剧中重要人物在码头送别时，才在最后一秒钟，表达了拉贝决定留在南京。于是，我们看到，那些跟到码头上的关注拉贝动身的友人，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在这一段落上，完整地体现了好莱坞电影放在最后一秒才解决人物命运的规律与模式。

这种最后一分钟营救模式，在影片里形成了几个非常明显的段落。影片对历史事件的采用，并没有完全按照历史的真相来打造，而是把这些发生的历史事件，放在了有利于利用最后一分钟营救技巧的一个个段落中。纵观整个影片，可以看到，在一个段落结束后，接着便开始了下一个悬疑的积累、扩散、爆发与终结，然后再聚集形成下一个“最后一分钟营救”段落。这样的构思与设计，无疑让电影非常吻合好莱坞电影的五分钟一个高潮，十分钟一个悬念的原则，令这样一部以真人真事为背景的电影，时刻绷紧了戏剧冲突弦，这不能不说影片在叙事方式上有着很高超的技巧。

在下面的一些重要段落，我们都看到了完整的戏剧冲突结构。如拉贝对“日军杀人比赛”的介入，是通过张司机被杀、拉贝抗议从而来到了杀人比赛现场、又进而发展成拉贝对中国战俘的拯救。这一个情节，与《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面对着众多的难民，艰难地选择可以保全生命的劳工的场面如出一辙，不排除有对《辛德勒的名单》模仿与效仿之嫌，但这一段落在戏剧冲突上已经把生与死的两难命题烘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前面大肆渲染日军的残酷与野蛮，而到这里，却横空生出拉贝据理力争、获得宝贵的二十个生命名额、以自己微薄之力尽力挽救中国人生命这样的拯救主题，使本段的戏剧冲突，有了一个稳妥的制高点，对刻划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情节也通过这样的铺陈一波三折，环环相扣。这一段连续的段落，实际上，相较真实情况下，拉贝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日军杀人比赛”的场面，但电影巧妙地通过拉贝寻找失踪司机，进入并见证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历史片的“虚构的合理性”的美学原则指导下的震撼人心的段落。

在接下来的中国女孩琅书救弟段落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独立且典型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模式的淋漓应用。有人说这一段很不真实，又有人说，《拉贝日记》中的中国人很窝囊，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但影片大肆宣扬的这一段落，无形中，倒是反映出中国人骨子里的反抗精神。相比较《南京南京》中更多地展示了中国人的贫弱的国民性，《拉贝日记》却借助于一个少年之手，展示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影片中的琅书的弟弟，在姐姐面临污辱的情况下，拔枪打死了日军，并非没有真实性。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中国人站立起来的民族希望。在这一背景设置下，影片接下来表现了琅书穿着日本军官军装，掩埋父亲的尸体，遭到日军追捕，直到躲入大学女生宿舍，逃过日军的搜捕，其中还穿插着与拉贝路上的相遇，可以说整个情节一线穿珠，交织着激烈的戏剧元素，令电影在这里波澜起伏，直到在终结处释去了紧张气氛。

影片最后一个段落即保护安全区的段落，同样可以看到鲜明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技巧。影片从日本少佐那里得到了日本亲王将清除安全区的消息，展开了这一段落的矛盾铺陈，接着是矛盾激化，层层加码，日军坦克上阵，举枪欲硬闯入安全区，拉贝一行挺身而出，站到敌人枪口之下，其大义凛然之风范，不亚于我们任何一部三突出类的影片。在这生死攸关、剑拔弩张的危急关头，忽闻警报声，原来是各国大使及传媒重归南京，整个紧张气氛顿时松弛下来，危急迎刃而解，化险为夷，电影完成了它的最终的胜利叙事进程。

可以看出，影片把杂乱的日记情节，编织进了分段落的完整小故事，然后小环相互组接，形成了影片的大环，从叙事技巧讲，影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看出，影片对好莱坞戏剧冲突功能有着炉火纯青的运用与展示。

《拉贝日记》在对拉贝的形象塑造上，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这一点，影片的定位基本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着相似的地方。影片开始的时候，拉贝一直想匆匆离开南京，拒绝去承担那一份责任，但随着一幕幕惨剧在身边的上演，加上身边同事所施加的压力，拉贝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自觉主动地加入到拯救中国人的行动中去。影片设置了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医生，构成了与拉贝的思想冲突，这名罗伯特的医生，情绪偏激，对拉贝竭尽讥讽之能事，嘲笑他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为何不站出来拯救中国人。与这个情绪化的医生相比，拉贝开始的时候，关注的只是亲情与事业。这两个立场迥异但性格相似的人，在影片里展开他们的交锋之后，最终却能成为目标一致的合作伙伴，用影片中的另一个德国人罗森的话来讲：他们都是一种直来直去的坏脾气。可见，罗伯特医生与拉贝的冲突，都源于他们性格上的直率，对政治的简单化理解。包括后来的杜普蕾女士向他透露藏掖中国战俘的事情，拉贝的最初反应，也是激烈反对，这是他的理性所在，但在关键时刻，他并没有用他的所谓理性去主宰一切，他默认了杜普蕾对中国士兵的拯救。在影片中，相比于拉贝的形象，更完善的倒是嫉恶如仇而又勇敢无畏的杜普蕾，风度翩翩而又充满激情的罗森，还有那个始终驱使着拉贝更新着自我、反思着战争的罗伯特医生。在一个群体的人道主义的激励与辉映下，拉贝不仅没有掉色，反而增辉了。可见人物的高大并非要踩着别人的肩上而上，只要把中心人物塑造得“更高更大”就行，这可是典型的“三突出”理念哦。

而影片的另一个容易为人忽略之处，就是采用了为传主讳的技巧。不容否认的是，拉贝是一个纳粹党人，影片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为纳粹鸣冤叫屈或者叫歌功颂德的影片。但影片可以说动用了许多笔墨，一方面展现了拉贝借用纳粹的标志，拯救中国人的善举，同时，也在竭力削减纳粹党人之于拉贝的影响。比如，影片中的那个巨大的纳粹党旗，影片预先作了消毒性的铺垫。第一次出现这个党旗的时候，是西门子公司的新经理弗里斯怒斥拉贝等人，不挂纳粹党旗，胡乱置放党旗，这时拉贝托称要有巨塔才能挂出纳粹党旗，暗示了拉贝对纳粹党旗的不以为然，而到了下面，需要纳粹党旗时，不过是一种利用而已，而并不是说拉贝真的信仰纳粹。影片中还穿插了罗伯特对希特勒的调侃说唱、罗森对希特勒的诋毁性的玩笑，进而交待他的犹太人身份，这些情节与冲突，反映了电影编导的德国人立场。而编导的这种身份，又使他深知，欲使拉贝得到他的国家观众的认可，必然少不了这种对纳粹的严肃反思。在影片里始终没有忽略的对希特勒的评价与判断中，拉贝被界定成一个不问政治、政治头脑相对简单而只执着于人性善良发言权利的人，从而有效地避开了拉贝身上曾经有过的纳粹党员的身份，可以看出，拉贝的德国老乡为了他的名誉与形象，作出了多少煞费苦心的修饰与加工。

影片没有面面俱倒，而是抓住了几个重点的线索，作了详细的展现。其中对细节的丝丝入扣的注意，很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开始的时候，拉贝准备撤出南京时搬出家俱，遇阻无法搬出，其妻说，这家俱是二十年前搬入的，拉贝则说，家俱也不会长大。这一漫不经心的生活化对话中，其实交待了拉贝在中国居住的年限，含有很丰富的背景信息。从这一点上看，电影的确很是遵循了好莱坞的戏剧原则，大处俯瞰，细处入手，又时时不忘记悬疑的设置与释放，形成了收放自如的叙事风格。当然影片中一些事实不一定准确，但从总体上而言，影片中的拉贝符合历史的“这一个”，具有典型形象的典型特征，对于一些细枝末节上的不足，我们还是不应该去求全责备吧。即使我们一个中国人在面对这一题材时，又难道能够比一个外国人表现的更有中国本土味吗？至少《南京南京》令我们看到了一种粗糙与简陋。《拉贝日记》在人物的温润化上，显然要比中国这个电影来得更加令人容易接受一些。

有人提及到影片过于夸大拉贝的功绩。但我觉得影片始终局限于安全区的设立这个核心矛盾点上，并没有以更多的篇幅，来展现拉贝对整个南京城的拯救。我们没有必要去责令一个条件有限、拥有权力有限、甚至不得不拿出积蓄的外国人负起拯救整个南京的使命，而影片也始终收敛着它的表现镜框，就是把人物所处的环境，始终局限在南京城里由一群外国人可以稍许获得发言权限的一角，影片中拉贝与他的安全区委员会成员讨论的问题，也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许可范围内，维护更多人的生命，我觉得影片把这种背景气氛强调得非常恰当，从最初对十万难民的接受，到后来扩大至二十万，从开始拉贝对战俘的拒绝到后来的默认，从他开始对保护司机的无能为力到他力争选择出二十名战俘，影片都以低调的方式，展现出拉贝已经竭尽了自己全部的能量，来维护中国人的生命。这也是影片所巧妙地设立的低调拉贝模式所带来的成功效应。连影片中的罗伯特医生、杜普蕾女士、罗森等人都可以对拉贝当时的行为加以评判甚至指责，那么，影片在这一基础上建造起的拉贝形象，便没有什么理由再获得人们的非议。影片这一点上，对拉贝所作出的必要的遮掩以及低调处理后的张扬，使我们认可了这个拉贝，并且为他的行为而感动。如果再苛求于他的话，那么，显然是站是说话不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