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荒诞”模式有害论

曾经看过《铁皮鼓》的小说，但终于在一半的时候看不下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小说，与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小说的明晰与通畅呈现出完全截然相反的叙述语态。并不是说它的语言看不懂，而是它的表达方式太满，情节完全不分段，重点内容不提示，一大段内容呼隆着堆砌在一起，更为可怕的是，它表现的内容的荒诞性。这种荒诞在小说中尚还能成立，但到电影里，如何在现实的所谓不撒谎的镜头上表现出变形了的荒诞？这对电影而言，不能不说是严峻的考验。

看了《铁皮鼓》这部电影，应该说，整个电影的镜头里的现实场景，是非常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每一幅镜头里，都像西方最逼近现实的油画作品，带有着强烈的写真现实的倾向。

但是，《铁皮鼓》却在这幅现实主义的环境里，加进了荒诞的小说中的变形手法，最后就与小说一样，犯了一种荒诞冲击现实的毛病。

其实，文艺作品中的荒诞有两种：一种是在现实基调上的荒诞，就是《铁皮鼓》这种，它反映的主题是二战的但泽民众的生存状况，这个基础是非常现实的，但是小说乃至电影采取了一种变形的手法，对现实的环境与生存进行了扭曲；另一种，则是在荒诞的基调上的写实。这一类作品太多了，比如我国的《西游记》，近来西方的魔幻电影，如《指环王》、《加勒比海盗》、《哈利波特》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作品里的世界是荒诞的不成立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这些影片在制造影像叙事的时候，都是追求一种逼真的现实主义的效果。比如，《指环王》中的战争场面，完全可以匹敌真正的人类世界发生的现实主义状况下的战争场面。越是这些魔幻题材的影片，越是在细节上追求惟妙惟肖。像《哈利波特》对中世纪教堂氛围的还原，还是借助于货真价实的真实环境来完成的，可见一斑。

可以说，像《指环王》、《哈利波特》这样的电影，每一个场景都力求给人一种真实感，而《铁皮鼓》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却用它的每一个文字与画格，告诉接受者一种不成立的荒诞感。《指环王》、《哈利波特》的本体是荒唐的，但里面的人物性格，思想交锋、势力角逐，都可以说等同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所以，反而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这样的荒诞是有一种有益的荒诞。而《铁皮鼓》这样的作品，它本身立足的基调是现实的生活，但是偏偏对这些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违背现实的变形，最后导致了现实题材的真实性被严重削弱。因此，《铁皮鼓》有真实的影像，却没有真实的人物情感，真实的矛盾冲突，这使得这种影片虽然有着技术上的创新意义，但是，却很难给人一种深刻的情感启迪与人物性格复现。

这种荒诞的危害性，可以说是《铁皮鼓》这类的作品的共同特点。比如与《铁皮鼓》有着相似特性的著名的小说《百年孤独》，在中国也有着很多的拥趸者，但是，这部小说故意混淆现实情节，把一段拉美的百年史，完全用一种扭曲变形的笔调写出来，看过这个小说之后，我们依然对拉美的历史一无所知，也许对于生活在那个环境下的接受者来说，可能会从小说的叙述中找到一种深刻性，但是，对于一个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却无法对小说中的场景与人物予以认同。你很难从小说中找到熟悉与偏爱的角色，你完全是以一种猎奇的目光看待那一帮丛林中的怪里怪气的人物。所以，荒诞或者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一柄双刃剑，可能会使现实的素材因为悖离、疏离倾向，带来一种阅读上的新鲜感，但是，新鲜感之后，小说的认识意义甚至降低到零维度。这是一种初级阅读兴奋过后的一种回归零点的悲哀，是人类情绪中最为失望的一种。

有人会说，中国的《红楼梦》中不也有神异的魔幻色彩吗？但是，《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魔幻部分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而没有干预全部的小说内容，比如像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章节，完全是一种中国小说中非常缺乏的现实主义基调铺就的。如果在这些地方，再采用一种变形的手法，那么《红楼梦》就将沦为中国古典小说中汗牛充栋的垃圾了。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部中国的小说《七侠五义》，它与《红楼梦》的不同之处，恰恰是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环境下，加入了一些神幻的变形的主题，比如包公断案，往往有鬼神助力，甚至狐妖援手，顿时使这些描写失却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也使《包公案》里很少看到“福尔摩斯”探案那般的逻辑力量，而这种立足现实的逻辑性，恰恰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所缺少的。

因此，我们回过头看看《铁皮鼓》，就会对它的叙述上的荒诞变形手法，产生很严重的抵触情绪。

它的画面的确是很欧洲电影的，带有很强烈的真实感。开始的那一幅欧洲莽原图，像油画一样浑厚、深沉。之后的但泽小镇的风云变化，都以一种强烈的现实图象，还原着历史的风貌。但是，这样的画面，仅仅承载了荒诞的底色的作用，就如开始的那幅荒原的十分逼真的现实图景，里面的人物，却都带着一种荒诞的性质，那两个追踪逃犯的士兵，带有明显的漫画色彩，造型都很夸张，犹如滑稽小品，外婆与外公在裙子底下的野合，更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味。

之后，电影的荒诞味生硬地插到到现实的图景中，同样把人物的真实情感都给搞得荒诞不堪了。

像奥斯卡出于对杨表哥与母亲在桌子下面的勾勾搭搭，而痛恨成人世界，自己摔成重伤，这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对成人世界的放荡的仇恨？但这种基调并没有构成影片的自我升化的契机，之后，奥斯卡对小保姆的性诉求，与女邻居的肮脏的关系，都显示出奥斯卡并没有执着于他摔坏自己时的那种对成人世界放荡的厌恶，并没有形成他自己的对人生洁净的追求，而依然在自己的生涯中重复着上一代人的放荡与淫欲。因此，人物的一个行为，在前面表现出的强烈动机，在后边并没有形成逻辑上的对应。

奥斯卡用铁皮鼓搅乱游行队伍的步伐，使会场成为一场舞会，看起来很有象征意义，表现了奥斯卡用自己的意志，干扰了煞有介事的政治假面。这是影片里最有象征意义的段落，也最为人称道。但这种荒诞感，在生活中有可能吗？奥斯卡敲鼓，在现实环境下，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干扰庞大的集会上的声浪。个人意志在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其实是相当的无能为力的。一个小孩用一个近似小喇叭的音响，就能干扰锣鼓喧天的吵嚷，是一种天方夜谭，可以一笑了之，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再追究一步，奥斯卡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去干扰这样的政治游行，他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动机，一种懵懵懂懂的傻子般的本能，去进行了一场无意义的捣乱，荒诞是荒诞了，但正因为荒诞，使正剧也变得荒诞不经了。

影片中给奥斯卡以重大影响的母亲与两个男人的关系，应该是影片里最重要的情感主线，但是，在影片的荒诞的视镜下，母亲与杨之间的婚外情，仅仅是一种肉体的欲望，没有什么深邃的感情，而母亲为何对父亲的厌恶，同样缺乏一种真实的理由，完全在一种放纵自流的状况下，展演了一出没有人物情感的荒唐图景。

母亲自杀前那种生吞吃鱼的怪味行动，实际上是她对怀孕的恐怖。但是，电影不去分析她的内心的彷徨，内心的苦楚，仅仅借助于一个前景式的表层的荒诞动作，来影射她的内心的彷徨状态。这样造成人物，依然对于观众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而这正是电影最大的大忌。

电影几乎在任何可能干预与变形现实的地方，都采取了变形的手法，努力让现实图景陌生化。这种变形主要有：一是政治变形。对但泽所处特殊地位里反映出的种族矛盾、政治矛盾、正邪矛盾，全部采取一种变形的手法，甚至杨在邮政局里的抵抗行动，电影里的图像是真实的，但是人物仍是不切实际的。二是情感变形。杨与母亲的偷情的狂放，父亲对母亲偷情的安之若素，父亲与小保姆的性关系，影片都展现了一种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及情感方式，却没有去合理解释这些肉体与情感关系中的性格含量，所以，这些段落，只能成为影片荒诞理由下的猎奇奇观。三是身体变形。这就是奥斯卡的侏儒身份，差一点使这一部电影成了反映残疾人生活方式的影片。而影片里的侏儒剧团的描写，更像是照应奥斯卡的残缺身份而不得不硬拉扯起来的情节，因为奥斯卡没有长大，注定无法参与到更广大的社会纠葛中去，而这个侏儒剧团，则可以保证奥斯卡以一个残缺人的身份，观看二战时的更为博大的社会现实。在这体系中，我们看到了奥斯卡所接触到德军的宣传机器，以及他的与侏儒女孩的感情经历，而侏儒女孩的死于战火，也得以让影片的荒诞主题，再次回复到现实的二战环境中。

变形的有害，让影片展现了一出出怪异的现象，而这种怪则干扰了影片的现实分析能力，只要求得怪与荒诞，影片似乎就觉得达到了自己的要求，最终，影片的但泽在二战政治风云下的左右为难、无力救赎，在影片里被政治性的荒诞所淹没，影片的人物感情，在变形的情况下，成为麻木不仁、逢人配的混交展览，注定无法涉入到深度的人物心理的刻划，而奥斯卡无法长大的人生，更无法与二战时的那种激烈冲突的人际世界相合拍，只能通过一个剧团的演出，来反映社会风云，这样也削弱了主人公观看政治风云的视域。

所以，《铁皮鼓》看似很新潮，有着获奖的潜力，但是，它的荒诞感，掩盖了真实，看过之后，只是觉得怪异，而没有一种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冲突、情感冲突的深刻揭示，这实际上反映了荒诞感是一种有害的作料。环境可以变形，但是，人物与社会冲突以不变形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