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60年大奖解读：寻求妥协与激进的平衡点

第60届戛纳电影节27日晚举行了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为期十二天的电影盛典，最终留给我们的就是一张将载入戛纳史册的获奖名单，从而为60圈的戛纳年轮再圈起一道崭新的轨迹。

面对着这张获奖名单，其实我们像任何一个观察电影节的旁观者来说，唯一的姿态，就是努力尝试着去接受它；如果多一份兴趣的话，则不妨忖度一下这份获奖名单里烛光斧影地折射出的评委们的心态组合与倾向取舍。

在戛纳电影节的这份名单里，我们依旧可以识别到政治因素的倾向性存在。电影节主席史蒂芬·弗莱尔斯导演的《女王》完全是一部逼近现实的政治片。这部电影几乎以中学教材般的简单化图解，说明着布莱尔当政后是如何引领着保守、僵化的英国王室走向开明与现代。从来没有一个仍在台上的政客像这部电影这样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溢美之词，而实际上布莱尔在现实生活中的政坛结局，倒给了电影歌功颂德主题以一记最有力的嘲弄。但不管怎么说，电影节主席对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左右着戛纳的最终结局。

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反映的时代背景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齐奥塞思库时期，导演明确表示，希望藉着这部低成本电影，揭露低层和弱势人士受欺压的惨况，以及宣扬自由的讯息。固然影片所反映的堕胎的主题，颇能得到评委会里四个女评委的认同，但如果没有这部罗马尼亚影片特别的指向性的背景，那么，它能否获得评委会主席的青睐，则是一个未知数了。

讲述一名小女孩在伊斯兰革命期间成长经历的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在参赛前就引起轩然大波，伊朗政府为此向法国提出抗议，声称这部影片是一次“政治行动”。但戛纳电影节评委冒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执意地把“评审团奖”授予了这部影片，如果不是伊朗政府出面，把这部影片给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我在伊朗长大》这样的动画片能真的入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的法眼吗？

由土耳其裔德国导演法蒂赫·阿肯拍摄的电影《在人生的另一边》，触及到土德关系这一敏锐的政治话题，加上评委会中土耳其作家帕穆克不可小觑的作用，都使这部影片被授予“最佳编剧奖”并不会给人特别的意外。

由此看来，本届戛纳电影节把一些重要的奖项都授予了或多或少地与政治因素沾上边的影片，反映出戛纳一贯的高举艺术大旗、但并非无视政治因素存在的传统眼光，依然对今年的电影节产生了不绝如缕的影响。

而其它诸如最佳导演、男女演员等奖项，我们则可以看到本届电影节对戛纳优良传统中的平衡术的继承与发扬。

金棕榈奖给了新人，固然是沿袭了戛纳喜新不喜旧的传统，但好钢用在刀刃上，正可以凸现电影节的价值含量。试想，如果金棕榈大奖授予给王家卫、昆汀·塔伦蒂诺、贝拉·塔尔这些戛纳的“旧时堂前燕”，那么，一者难以平衡大腕们之间谁也不服谁的对峙心态，给了其中一个，会让其他的大师们产生“拉一个打一个”的失落感；二者这些大腕即使得到大奖，也只会助长他们“非我莫属”心态的滋生。既然大师们僵持在这里，难分伯仲，那索兴撇开所有大师的作品，另辟蹊径，暗度陈仓，把大奖授予仅仅拍摄第二部电影的罗马尼亚人，恐怕是评委会们一劳永逸的最佳选择了。

如果说上一届电影节，王家卫主席以批发的影帝影后来打造皆大欢喜的和谐局面的话，那么，本届电影节同样也倾注了评委们的这番苦心。本届最佳导演奖授给了美国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但他拍摄的《潜水服与蝴蝶》却是一部法语影片。这个奖项既安慰了今年兴致勃勃前来参赛的美国影片在戛纳节的一无所获，又抚慰了作为东道主的法国十年间却从来没有问鼎大奖的尴尬，一举两得，美、法两国电影落得一个双赢的局面，再次为戛纳宝贵的奖项用在刀刃上添上了一个鲜活的图解。

至于影帝影后分别授予了俄罗斯与韩国的不知名的演员，多少也是对这些国家参赛影片在本届电影节上无缘大奖的一种补偿。让有限的奖项，尽可能多地覆盖各个国家的参赛影片，最大限度地让参赛影片在某一个环节上分享奖杯的滋润，体现了本届戛纳电影节评选奖项的良苦用心。在保持评审团不容置疑的倾向性的前提下，给每一个抱着“重在参与”信条前来的参赛影片各有所重的奖励，构成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双重特点，既凸现了评委会的主观意图，又求得遍享杨柳水的恩泽。如此恩威并举，本届戛纳电影节你说它不成功，可能也不会有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