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这本杂志创刊的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我根据读者的需要在调整着自己的办刊思路。特别是在走出国门和参加世妇会之后——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上的分量。

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一块现成的蛋糕等你去切，蛋糕是需要你用血汗换来金钱去买的，没有物质食粮就不可能产生精神食粮！

姑娘，你为什么进城

一个月前，一位19岁的山东女孩几经辗转找到中国妇女报社，她认定报社的叔叔阿姨能为她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因为她从妇女报上看到不少关于农村少女被拐卖的报道，所以她不敢一个人到处乱闯，她记住了妇女报一个记者的名字，不巧的是这位记者因病住进了医院。听完她的叙说，同事们把她领到我的面前，《农家女百事通》当然应该管农家女的事啦，我没有理由推脱。

像接待过直接或间接找上门的农家女一样，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姑娘，你为什么进城？”这位山东小老乡告诉我，她不是因为贫穷才逃离家乡的，她的家并不贫穷甚至可以说很富裕。但物质的富裕并不说明精神上富有，她是因为精神的饥饿又找不到食粮才闯进北京的。她说，高考落榜对她一生是个致命的打击，回到家乡她再也不能和那些同龄的大姑娘、小媳妇为伍了，她觉得如果让自己去走父辈的老路，那还不如去选择死亡的路。

这位倔犟的姑娘确实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劝她回家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可帮她找工作又谈何容易？编辑部不是劳务市场，我们不掌握任何供求信息。就这样我还是答应帮她与北京市“三八服务公司”联系一下，但当天没有找到人，第二天我又要出差，只好将此事托付给另一位热心的编辑，出差回来后我见到了这位姑娘写来的感谢信，她说，到北京的第二天那位编辑姐姐给服务公司打了电话，但人家不接收无组织的个人，建议我们去问问劳动局办的劳务市场，很巧，劳动局接电话的一个女同志说自己家正需要一个保姆，就这样她就按照人家提供的地址找上门。看完她的信我一阵轻松，这姑娘在北京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为之庆幸。
不到半个月，我又接到了她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却使我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了。她信中写到：“我感到彻骨的悲哀，我无法排解。付出了巨大的心灵的代价，来到了北京执拗地要寻找什么，寻找，我寻找到了什么？……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家庭中的妻子并迎上她看我的眼光时，我感到那简直不是看人的眼光，充其量是在买一件高级商品。我感到了屈辱，似乎也预感到了一切，也许，我太书生气了，这种工作本来就无所谓人格，可我只想出卖汗水，不想出卖人格与灵魂，够了，我实在是够了，我受不了了。我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无法承受的悲哀……对于劳动（保姆）我还是能出色（借用一下这个好词吧）地完成的，但我还要照顾一个任性之至、自私之至的小女孩。她对我大叫、大嚷、`大下命令，甚至辱骂和动手，时常半夜被哭骂声惊醒。最叫我不能容忍的是，我的书、本、笔及我的一切常常被恶意糟踏，我忍无可忍……人格和时间，我生命的两大要素，如今却都支离破碎，我从一个低谷步入另一个低谷，，从一种绝望进入另一种绝望……”

信的最后又加上了几笔：“刚刚得知，我所在的这一家的房子要被收回一间，他们也不能再继续用我，也许，天明我就要流浪街头。”

这封信我让编辑部的人都传阅了一遍，大家共同的感触是这位姑娘的想法太天真了，她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进城？到城市里来寻找“精神食粮”，来寻找平等、正义和人格，哪一座城市也不会伸出双手去迎接你。她这是到了北京，还遇上几个好心人，让她去纽约试试……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

如今的世界像个流动的村庄，城里人往国外走，乡下人往城里走，这已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但当你要加入这支“流动大军”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一块现成的蛋糕等你去切，蛋糕是需要你用血汗换来金钱去买的，没有物质食粮就不可能产生精神食粮！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这位至今不知流落何方的小老乡，由于她的两封信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编辑思想——“我们为什么进城”，“进城后我们干什么”、“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在新的一年我们准备把这系列专题奉献给读者，也奉献给已经走进城市和准备走进城市的农家姐妹，更希望你们拿起笔来，我们共同探讨。

（199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