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终极关怀，是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思考生存的意义，寻找独立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价值。简单地讲，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分解到最后还剩下单独的一个人时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我来 讲，系统经济学就属于终极关怀的层面，即使抖落所有的社会形势化认可，它依然存在。

      终极关怀的前提是超越突破 。超越突破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轴心时代的贡献。按照史华兹

（Schwarz）的说法，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其意思就是“退而远瞻”（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 ），其中，“退”是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远瞻”是指把意志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一旦实现超越突破，其他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这一价值之上或处于该价值的反思与笼罩之下。系统经济学对于我而言就具有这种意味。从本质上讲，终极关怀背后的超越视野是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追求独立于社会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结果。从分类的角度来讲，独立于社会的价值目标有两类：在此世之中和不在此世之中。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也有两类：一种是依靠自己内心的判断和力量，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当外部力量和评判标准不是来自于社会时，它只能是神秘的或来自自然界的。两种价值目标和两种实现方式两两组合，构成四种超越突破。

       第一种类型超越突破依靠外部神秘力量追求此世之外的目标，即希伯莱型超越突破。在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属于不同形态的终极关怀，但都属于希伯莱超越突破。

       第二种超越突破最早出现在印度文明中，是指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离开此世的目标，主要表现为寻求解脱的意志。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非外在力量实现彻底的解脱，是印度宗教不同于西方救赎宗 教的最大特点。

        第三种类型的超越突破依靠外部力量（标准）追求此世的价值目标。这就是以“正确”或“正义”（right ）作为生命的意义。一般地讲，在社会系统中判断“对”、“错”或是否正义的标准都来自于社会，现在要追求独立于社会的此世正确或正义时，唯有把它视作以自然规律为代表的普遍知识，也就是以求知作为生命的意义。柏拉图曾经把知识定义须经过某种人之外的标准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由此，古希腊哲人的探索就构成了第三种类型的超越突破。在古希腊人看来，追求知识是其终极关怀，所有其他价值都由求知推出。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讲，道德是终极关怀，能不能实现道德理主要依靠向善的意志。但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善，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善，当然可以做到善，也就是说，道德是从认知推出的。这可以看作是系统需求理论的遥远基因。根据系统需求理论，人的正当需求是由其自身的耗散结构客观决定的。作为知识的“善”，其对错的基础是真假，这需要透过外部规律来检验。

       第四种类型的超越突破可以用向善的意志或追求道德为代表，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国型超越突破依靠人自身的能力或标准追求此世的“正确”或“正当性”，具体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所讲的正确和正当性每个人利用内心标准就能判断。由此，把善和社会行为相剥离变成了人依靠内心感受就能判定的价值，不会随社会组织的解体而丧失，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这是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道德本来是指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规范，离开了社会系统，道德就失去了意义。孔子使得对于道德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大转化：善不仅是群体价值，道德亦不仅仅是行为规范，而是个人的个格追求，即使社会解体了，个人仍然可以独善其身，仍然可以追求独立于社会的终极价值，由此完成了超越突破。

       最后指出，对应于每一种超越视野可以有多种终极关怀。例如，对应于希伯莱超越视野，就存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形态的终极关怀。和印度超越视野对应的终极关怀包括佛教和印度教等。中国以道德作为超越视野的终极关怀随着对道德的定义不同而不同，典型的包括儒家伦理、“无为”和革命乌托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