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希腊传统，法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但是，直到现在，在中国民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明明犯了法，老百姓仍然习惯于说他“不道德”。也就是说，在中国，道德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的基础。

中国把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正当性基础始于孔子。在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描述政治制度的是《周礼》。孔子首次把道德作为礼的正当性基础，破天荒的以仁和义作为礼的根据，礼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符合仁和义。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把道德作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从此，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和道德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大传统。自汉朝以后，中国政治文化把家庭、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统统看作是道德之延伸。

《周礼》描述的是周朝的政治制度，它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周礼》包括11卷，共有45806个字，描述了300多种官名职能，对不同官位的人的行为规范的要求是不同的，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礼是道德造成的后果，是道德制度的等级化。第二，周代的礼以家族为中心。中国古代社会发源于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特殊性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形成了人口密集的小区、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由此自然形成了祖先崇拜的传统，催生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混同。在宗法制度中，子孙世代繁衍高于宗教的价值。

自古以来，父权制家庭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家庭内部，父亲和儿子处于两个不同的等级，各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两者之间并不平等。这个等级制度是普遍化的，对所有的父子都适用，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伦常秩序，其进一步拓展就形成了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而且每个人都必须将等级结构中的规范视为道德。显然，这种道德跟今天我们所讲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道德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当把道德作为构成家族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时，道德的内涵一定被赋予某种特殊限定，即处于不同等级的权利义务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被视为正当，而且还是善的，金观涛先生将其称之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等级制度道德化”。这种思想似乎可以看作是现代系统科学“各司其职”原则的远古模型,当然需要在系统时代的背景下进行扬弃。

中华文明把道德作为终极关怀，道德被认为是所有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所有价值的源头。人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孟子把道德看作是人与非人的标准，把“仁（恻隐）、义（羞恶）、礼（辞让）、智（是非）”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相当于人的本质的四个维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的行为会自动遵从本质规定，而是往往会有偏差。因此，人要修炼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人的本质规定。从此，修身成为了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所有其它文明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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