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系统经济学史记：1985-2012》的序言中写到：“一旦某个事件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就值得纪念；一旦某项事业和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的福祉联系起来就自然获得了崇高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谓崇高性，其本质就是产生正外部性。我们说某个事件值得纪念，也是因为外部性。如果某个事件只对当事人有影响，别人一般不会在意，更不会纪念。

       我们知道，真善美禅是人生典型的四个维度。之前，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曾经专门论述过东西方哲学在对待这些基本问题上的差异。善是崇高的起点，是崇高的最低要求。所谓善，至少不能对别人产生伤害，不能产生负外部性。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忠孝文化。孝是在家庭内部的正外部性，是家庭内部的善；忠用在朝廷。其实，在忠孝两端之间的大量公共空间可以供“善举”大展拳脚。

       中国有个传统，叫做“小善修身，大善求道”。其原因就在于，“修身”更多的关乎自己，所以是小善；“求道”是对“真”和规律的探索，可以惠及大众甚至整个人类，产生正外部性，因此，是“大善”。根据我们关于崇高的定义，“大善求道”已经自然具有了崇高性。教育事业之所以崇高，就是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同时，产生正外部性也是对教育事业的最低要求。我曾经说：”爱一个人，就帮他成长“，这显然涉及正外部性和崇高性问题。

       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家最终热衷于慈善事业，通过产生正外部性，由此通向了崇高。香港大亨李嘉诚、邵逸夫、曾宪梓等最后都选择了在大陆捐资助学，其实都是希望由此走向崇高，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商人和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