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人是世界的缩影。

    虽然我的人生经历了多种变换，但在这些变换的表象背后始终有一个“不动点”，那就是读书和学术。读书和学术的结晶就是系统经济学。系统经济学既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诺亚方舟，现在已几乎达成了“人+学”合一。因此，我把我的人生归结为“纸上人生”，我把《系统经济学史记：1985-2012》归结为我的整个纸上人生的半缩影。

    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也就具有了文化人的品格。我的纸上人生的半缩影重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三种文化人格：慷慨英雄型、游戏反叛型和安然自立型。因此，这又从文化人格方面丰富了“人是世界的缩影”的内涵。当然，其深层的哲理基础是系统全息定律。

    年轻的时候，具有较多的建功立业思想和强烈的“强入史册”的英雄主义倾向。这大致对应于中国历史上以三国争雄为代表的慷慨英雄型文化人格。

    我个人的游戏反叛型文化人格的形成开始于我从“两院院长”的职位上离开。由于各种机缘巧合，我曾经同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现更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和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从组织中走出”之后，逐渐习惯了“不问世俗规范，不问世俗功利，不问世俗眼光，不问世俗褒贬”，逐步发现了独立活动的快感。这时候，我已经基本上离开了世俗的棋盘。离开世俗棋盘的这种“心远地偏”的边缘状态正好迎合了20世纪德国哲学家布莱希特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我认为，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学术研究。根据个人经验，我很早就做到了前一秒钟从事非常世俗的“博弈”，转眼就可以进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纯学术状态。

    我个人文化人格的进一步演变发生在最近一个时期。严格说来，发生在我整理出版《系统经济学史记：1985-2012》前后。一开始，我对整理出版《系统经济学史记：1985-2012》抱有极大的热情。后来，我的热情渐退，幸亏有我的学生闫凌跟进才得以按期完成。我热情减退的原因不是做事虎头蛇尾，而是因为人生境界的变化，我发现自己逐渐进入了“享受发现，发现即完成”的安然自立阶段。我的使命就是发现真理，陶醉于发现真理的过程本身，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体验美感。发现就是一切，发现就是完成，甚至没有兴趣把“发现”写成文字和公式，然后拿去发表，因此，更不在乎发表的杂志是不是SCI期刊，在心理上自然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这是不是达成了某种桃园心态？

    有一次，我在长安街上开车。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把黄灯和我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制度边界联系了起来。黄灯就是制度边界呀!我当时内心的愉悦是通过任何感官刺激都无法达到的。后来，我把这个发现整理成了一篇短文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上。类似的体验，还有好多次。也许正是因为很多次类似体验的积累，促成了质变，使我进入了“享受发现，发现即完成”的人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