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学时代

    我的初中和小学都是在王石学校度过的，因此，我把关于小学和初中的记忆融合在了“童年欢乐”。这里所描述的中学时代其实就是高中一年级。1978年，我从高中一年级直接考取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那一年，我16岁。我记得，当时界首师范学校的李柏俊老师曾建议我，放弃这个机会，第二年再考，也许能考取更加理想的学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我还是选择了先入学再说，......。

    现在，很多大学选拔教师一般都要求本科院校必须是211大学。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我现在去大学求职，连“形式审查”都无法通过。由此推论，任何制度都不能绝对。制度解决“一般情况”，“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处理。例如，职称评审是每个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每个大学都有一个职称评审委员会，每年都要制定各个层次职称的任职条件。如果绝对按照任职条件，那就根本不再需要一个评审委员会，只要按照任职条件进行打分从高到低截取就行了。但是，现实中每个大学每次评审都要召开评审会。为什么呢？我认为，评审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处理“特殊情况”。当然，对于非“特殊情况”必须做到公平公正。现在，我对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制度性文件最后往往都加上一句类似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条款有了较深的理解。我在担任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期间曾经亲自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后面将有详细的记述。

    我的高中虽然只上了一年，但是，许多关于高中的记忆却与生命同在，并通过文字跨越时空。我的高中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任课教师刘乐善老师。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去太和县买“秫秸”没有去上课，刘老师下课后亲自骑自行车到我家查问我没去上课的原因。当时，正是烈日炎炎的三伏天，他又不知道我家的详细地址，由此可以想象，在刘老师心中的那份爱才心切！这里与世俗功利无关、与市场评价无关，只有高尚和纯粹。我对刘老师最深的记忆就是感激和敬仰。这种感激和敬仰既是个人情感，又超越个人情感。

    多年之后，正像那首歌唱到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刘老师始终是我藏在心底的榜样。

    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段茂君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他给我们教物理时是“代课教师”，他自己同时还在复习高中课程准备高考。我们之间的私人交往，是从我代他批改物理作业和物理试卷开始的。当然，这在当时是“保密”的，因为批改的正是我们自己年级的作业和试卷。我在上大学时也做过完全类似的事情。这其中显然包含着老师对学生的信任和评价。在此之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渐渐地从师生变成了亦师亦友，直至现在，并指向未来。

    我对高中数学老师刘子建的印象就是，他非常敬业、严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讲三角知识的那一段时间，每次上课前都先在黑板上把几个著名的三角公式写下来。那时候，刘老师在自己的家门口有一个藕池，我曾多次在其他学生午休时替他给藕池“压水”。好像我也给班主任刘老师打过“煤球”。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叫尚美华，我和她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发展了私人友谊。因为这个关系，她的妹妹清华还在我上大学时从界首转到阜阳五中上学。

    我上高中时率性而为建立的良好师生关系，也许从广泛的意义上应验了爱恩斯坦的那句名言，“对于青年科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与他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的私人接触”。由爱恩斯坦的这句话展开，我曾经提出，要想成为一个好学者，就要尽可能多的与好学者接触；要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就要尽可能的创造机会与大企业家在一起；要想走仕途，就要尽早的接触“政治圈”。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就是系统经济学的资源位思想。

     当然，上高中时，还有许多自然天成的青春记忆和感激。只是，许多事情经历之后才明白，原来确实是“相见不如怀念”。其哲理基础可能又是开集与闭集之间的关系的缘故,类似于“看景不如听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