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凌晨我刚写了一篇博客，题目是“矛盾的纠缠”，记录了我当时的“心绪散乱”，但那只是一瞬间的恐惧。

    学术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改进型研究，另一种是创新型研究。系统经济学探索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我天生具有“形而上”的偏好，查阅学术文献时容易扑捉新的学术见解、发现新的学术思想，但对于一些细节、数字、人名和年代却不甚敏感，也不容易记住。因此，在自己写作文献综述时，即使很熟悉的内容，也需要重新查找准确的文献索引，好在现在有了互联网可以节省很多劳动，有时只能请我的学生代劳。由于我的学术工作基本上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很难产生“立竿见影”或“立杆见钱”的即时效果。实际上，我往往是自己花钱做学问，用“学田”支持“学术”。4月1日的那篇博文就是对自己学术工作价值进行的否定性叩问。其结论是，系统经济学至少具有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无用之用”和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且这种“用”是“大用”，是对整个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用。在这一点上，和政治家所固有的全局性和长期性视角相通。经过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之后，更加明白和坚定了自己的使命。

    2010年有一次我和朋友在杭州龙井山下吃饭，一个看相的人说我佛缘很重，我也自认为相对出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始终充满积极的人文关怀，只是现在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参与意识。我认为，学者的人文关怀和善应当体现为对真的探索和呈现，正所谓“小善修身，大善求道”。在求真的过程中发现美、体验美。作为一个好的学者，还应当具有一定的禅性。由此，就可以做到“真善美禅”的四栏统一。

    康德认为，宗教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经济学就是我的宗教。在从事系统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我越来越喜欢禅。禅宗有三种境界：（1）、山是山，水是水；（2）、山不是山，水不是水；（3）、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我多年以前提出的“用出世的心态入世”的思想正好对应于禅宗的第三种境界：看破了以后还生活其中，但心态已完全不同，人虽入世，却可以“心远地自偏”。回归个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诗意栖息”，只服从于自己内心的价值尺度。放逐自己，又回归自己。也许这种“复归于婴儿”（老子语）的本真状态更有利于对真的探索。

                                            2011年4月8日凌晨2时于兰州飞天大酒店1618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