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冯诺依曼先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博弈论产生的重要哲理背景——经济问题的描述问题。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将“经济问题的描述”列为一章，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与西方分析哲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在时间上恰好一致。西方分析哲学有一个重要观点：问题的表述对于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所有学科综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大系统：表面上各种不同学科各自发展，实质上单个学科在某一时期的发展水平会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冯诺依曼在经济学、博弈论研究中强调“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哲学是相一致的。

这本书在讨论数学为什么没能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提到，经济学中的大量问题，是源于我们对经济问题本身表述的不够清晰。因此，他说怎样把经济问题表述清楚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他是在说博弈论对于一类经济问题的表述是明确而清晰的。

基于前述观点，冯诺依曼认为，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应该先从那些已经被清楚描述的问题开始，哪怕这些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因为这些简单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更加复杂的问题。把一个能够被清晰描述的简单问题明确完整地解决对解决复杂问题具有很大帮助。

书中以物理学的“自由落体”问题为例说明这种思想。自由落体问题研究的是真空状态下的情况，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是这个问题的表述很清晰，并且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彻。这个问题的解决，对理解整个力学运动包括天体运动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冯诺依曼在这里把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前述观点的例子是相当贴切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逼近定律与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发表在《经济学动态》上。发表之前，这篇文章还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我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太新了。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只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不太了解。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人们认识世界，都是用已知的东西去逼近未知的东西”。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都是这样。设想一个场景，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对那里的很多东西不熟悉。这时我们通常都会根据已经积累的生活经验进行应对，即根据以往遇到类似情况时的经验来处理。

那篇文章还提到“人们可以用已知的、简单的东西来逼近复杂的东西”。与之前的规律合起来，即“我们在认识问题时，可以用已知的去逼近未知的，用简单的逼近复杂的”。这里的逼近，在哲理上与数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相通的，那就是“泰勒展开”。了解数学分析的人都知道，泰勒展开式中的每一项都是当时已知的简单函数，是已知的知识；将这些已知的知识以特定方式进行组合后可用于逼近未知的函数。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数学分析研究的脉络，或者说更加认识了泰勒展开这个工作在数学研究中的地位为什么如此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逼近”并不是等于，逼近允许有误差。泰勒展开式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有一个误差公式，只要给出允许误差的范围，公式就能给出泰勒展开式中需要保留多少项。因此，泰勒展开工作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傅立叶级数的重要性也是类似的。傅立叶分析在数学分析中成为单独分支的原因就在于，傅立叶级数给出了逼近任意函数的另一种方法。

因此，这类工作的重要性需要在认识论意义上来评价。我们在评价一项研究工作的意义时，有时不能只看其本身的结果，还需要考虑该工作的普适意义。普适意义往往就是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前面提到的泰勒展开在数学分析中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