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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我曾经的朋友2000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写信寄给我的。他在信中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图书馆看书,整个阅览室安静得可以听见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他偶尔看到这句话,很喜欢,所以就抄下来写在信中寄给我。我收到这封信后非常感动:首先,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动;其次,为上面这段话而感动,这段话确实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和这段话的作者可以说是相见恨晚的纸上知己;最后,更为我的朋友估计我也喜欢这段话的那份理解而感动。
我从事系统经济学研究已逾20年,虽然也曾经豪情万丈,但归来时几乎仍旧是空空的行囊。虽然获得了一些世俗的学术称号和社会的形式化认可,夜深人静时总觉得一阵阵空虚和不安,自己作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哲理和数理形式的学术结论屈指可数,所幸“细草和烟尚绿”,唯有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纸上写春秋。忆青春年少之时,我曾经是出名的高产作家,自己也曾经为此自豪,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许多作品根本不具有任何原创的学术价值,至多具有熟能生巧的个人工具性价值。经过这么多年学术探索的磨练,那种总想在学术上“一览众山小”和强主沉浮的妄想开始着地,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记得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伟大的力量只有在伟大的目标鼓舞下才能产生。虽然我的优势区在于学术研究的“纸上人生”,但我坚信,理论上成熟是实践上坚定的保证。作为一个经济学人,对于绝大部分的经济现象都无法给出源自系统经济学理论逻辑的自洽解释,更无法在此基础上自然诱导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始终是我“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强大动力。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真正学会了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今天的学习、研究和生活,也就自然没有了许多人的世俗烦恼、急功近利与斤斤计较,因此,也就看穿了一些世俗规范,在“用出世的心态入世”时也就可以做得更加洒脱和自在。
附:上面在谈到写信给我的朋友时之所以使用“曾经的朋友”,是因为从后续事件来看,显然是我所做的某件事情惹了他。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在高维空间中突然想通了,我断定一定是那件事情惹了他。只怪我当时书生意气太重,完全无意识的遵从学术规范,而没有顾及应有的世俗规范。其实,我很无辜,我当时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有任何一个人稍作提醒,我都会爽快的听从。那件事情的深层原因是我根深蒂固求真的科学精神使然。真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科学精神对于学术研究是必要条件,但世俗规范并不完全服从学术规范。可惜这个道理我比别人懂的晚了些。但愿在经历如此的沧海桑田之后我的这位曾经的朋友能够还是朋友,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好朋友。现在,在处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时还是遇到了学术规范和世俗规范的竞争问题。在学期间遵从学术规范、毕业时兼顾世俗规范?这抑或可以算作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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