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的“族规”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延绵至今，而且保持了华夏民族血统的相对稳定和纯正。华夏民族历经数千年生生不息，先辈们历经千辛万苦也顽强地繁衍生存了下来，靠的就是代代相传的华夏“族规”。

成事之规：不屈奋斗，命由己造。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陈胜起事时说：“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意思是壮士当为建功立业而死，不可窝窝囊囊死去，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句话之所以传颂千古，是因为背后承载的是一种不甘平庸、不屈服于命运的豪迈气概，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不满和对抗。

与其他文明把宗教及神鬼崇拜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做法不同，我们华夏祖先恪守“自我奋斗”为社会发展及个人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中国人始终坚信，美好的生活需要靠自己来创造。

当所有中原大国之君都沉溺太平时，是秦王嬴政“内修守战之具，务耕织”，“外连横而斗诸侯”，西域偏僻之弹丸小邦，一夜之间崛起为问鼎中原之万乘大国。终以日，金戈所向，万国俯首，自强的秦人实现了“序八州而朝同列”的七代帝王梦。

当所有江东文臣们抱头鼠窜，纷纷请降时，是周瑜一语定乾坤，西联刘备，北拒曹操。献连环，施苦肉，使反间，用诈降，一夜赤壁火，千秋碧水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秋神话。尽人事，听天命；不成功，便成仁；不能建功立业，也要争个无悔！华夏文明能屹立数千年，凭的就是这股劲儿。

这就是为什么《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会成为华夏精神的一大代言。

为人之规：做真君子，达济天下。

君子，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人格，是修养深厚、品格高尚的象征。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真正的君子，都会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以求“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不会苛求他人，总是宽容厚道。

《中庸》有言：“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自己先端正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先把精力放在要求别人上面，这样就不会产生怨恨。“正己”是指一个人有很强的反省能力，经常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对内自我修炼；“不求于人”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没有控制欲，对外不去苛责。君子凡事都要求自己先做好，以身作则，那自然能够感化他人，而且人家心服口服，不会有怨言。正己，才能化人；仁者，才能爱人。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这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和社会状态，所主张的爱的方式。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彼此互相猜疑、提防、践踏，最后自己的利益蛋糕就只能剩下眼前的一块并越来越小，还要担心被别人抢去，想多吃就只能抢别人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多败俱伤，谁也落不着好。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善其身”与“天下”就是华夏人的为人根基。

处世之规：遵规守则，有尺有度。

《道德经》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无状之状”的自然。其意思是，人法则于地，地法则于天，天法则于规则，规则法则于自然。天地之间尚且有规法，何况人间。规矩和法则本身没有错，只是有大与小、合理与否之分。天地万物因为规法而井然有序，人世间也要靠规矩才能有条不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人在社会立足，总有规矩要遵守。上学有作息制度，上班有劳动纪律，开车有交通规则，排队有先来后到…社会是如此，人的自身管理和人生轨迹也同样如此。

饮食作息要有规律，身体才能健康；心中抱着原则底线，做人做事才不会随波逐流、不择手段、没有下限。综合起来，人生路才能走得长、走得稳、走得远。

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则要有尺有度。

距离之间有把尺，交往行事要有度。既别冷漠疏远，也别过于亲密；既不能无原则的帮忙，也不能冷淡漠视。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如果一直感情升温，一定会退温的，这是自然不变的规律。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人和人的感情，清淡如水就好，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的久。如果一直形影不离，不断升温，那么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会太长了。淡淡相交，浅浅欢喜，聊得来，说得开，不掩饰，不累心，这是人与人相处最好的状态。

中国馆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而不同。

中国国家馆通过城市发展的演绎展示，使人感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而不同等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这两个“智慧”是对“人”的品行的要求，概括了中国文化中民族精神与民族命运关系的认识。其中“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蓬勃、顽强的一面，“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谦和、宽容、乐观的一面。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分不开的。

“师法自然”源自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而不同”源自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两个“智慧”是对“人”的处事要求，概括了中华文化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认识与辩证处理方法。其中“师法自然”要求尊重自然，顺应客观规律，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和而不同”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和”，而不是“同”，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善于学习、交流、融合，要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

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来看，这四个“智慧”不是同一个层面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偏重于对“人”本体的要求，是内省的、世界观层面的，“师法自然、和而不同”偏重于对人行为的要求，是外化的，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时的方法论。